美国的故事-第1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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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美国革命还是法国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当初，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砸锅卖铁支持美国革命，结果把自己搞破产。当然，即使没有美国革命，他照样会破产，波旁王朝的家底早就被他祖爷爷和爷爷败光了。路易十五曾说：“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摊上这样的爷爷，路易十六能不倒霉吗？如今，没钱了，咋办呢？只能在1789年5月召开“等级会议”，打算让大伙出点血，救救王室。等级制度的规定是，教士是第一等级，贵族是第二等级，其他人是第三等级。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占有绝大多数财富，但不交税，第三等级的处境可想而知。等级会议类似议会，有175年没开了，因为前两个等级不想给第三等级说话的机会。大家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火，此时不发，更待何时？想要钱？先听听老子的条件！眼看着国王只想征税，不想让步，第三等级代表愤然离席，自己组成“国民议会”。“国民议会”没有等级，只有“人民”，连很多第二等级的“自由派贵族”也站到人民一边，其中就有拉法耶特侯爵。
随着会议消息的传播，巴黎的“温度”越来越高。终于，在7月14日，巴黎人开始攻击巴士底狱。巴士底狱本应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象征着王权的暴政。但路易十六不是暴君，他比较开明、温和，在他的统治下，很少有人因言获罪。几个小时的激烈交战后，巴士底狱陷落。“人民”冲进去一看，偌大的监狱里只有七个犯人，其中四个是外国人，两个是贵族，因“不道德”行为被关在那儿，还有一个杀人犯。尽管有停战协议，但情绪激动的人们还是砍下狱长的脑袋，把他的头颅插在长矛上游街示众。然后，旗开得胜的“人民”冲向市政厅，乱刀劈死市长。从此，暴力一发不可收拾，如当时正在法国当公使的杰斐逊所说：“街上到处是人头，大家都不知道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脖子上。”
巴黎暴乱后，拉法耶特被“国民议会”任命为“国家卫队”的总指挥，掌控巴黎的治安。8月，拉法耶特向国民议会提交了他亲自起草的人权宣言。这是法国革命中最为闪闪发光的文件。在起草这份宣言时，他征求了独立宣言的作者杰斐逊的意见。在国民议会上，拉法耶特第一次提议把蓝、白、红三色旗定为法国国旗。这三个颜色代表了三个等级，最前面的是蓝色，代表平民（中产阶级）；中间是白色，代表教士；最后是红色，代表贵族：象征着三个等级的团结。后来，这三色的意义演变为自由、平等、博爱。
在国民议会决定拆毁巴士底狱后，拉法耶特把这座著名监狱的大门钥匙连同一幅它被拆除前的图画一起寄给华盛顿。他说：“谨以此向我的父亲、我的总司令、自由之父致敬。”这把钥匙至今仍保存在弗农山庄。拉法耶特在信中向华盛顿介绍了法国的形势，他显得兴奋又乐观。华盛顿可没那么激动，他小心翼翼地赞扬了法国人民的革命精神，特别提醒拉法耶特，一定要维护好秩序，千万别让革命失控。他再次表达了对拉法耶特的思念之情，像父亲那样担心着孩子的人身安全。此后，他又多次写信叫拉法耶特小心变故。
拉法耶特算是华盛顿一手调教大的，深得美国革命的真传，没有人比更他明白秩序和人权的重要。在他的努力下，国家卫队严密保护着王室的安全，有效地维持着巴黎的秩序，为这座城市带来短暂的和平。拉法耶特和他代表的自由派贵族希望法国能像英国那样走上立宪君主的道路，因为这是代价最小的选择。可是，法国没有英国的经济基础和地理优势。经济危机、社会矛盾、外来干涉，这一切注定了法国不可能像英国那样平稳地走向现代。1789年8月，国民议会取消所有贵族的头衔和特权。1791年10月，拉法耶特辞去国家卫队总指挥的职务。贵族嫌他太自由，人民嫌他太保守。他的悲剧在于：他太想当华盛顿了，却忘了法兰西不是美利坚。在一个有着悠久的专制传统的国度，民主怎么可能一步到位，自由又怎么可能不受煎熬？
巴黎的平静随着拉法耶特一起离去，街头暴力重演。1791年10月，新宪法确立了法国的立宪君主制，立法会议取代了国民议会。但危机没有消除。1792年春，奥地利和普鲁士组成“反法同盟”，拉开欧洲列强干涉法国革命的序幕。接着，英国和荷兰也加入同盟。4月底，法国向奥、普宣战。巴黎人再次涌上街头，把吉伦特派推上权力顶峰。1792年9月，君主制被废除，“法兰西共和国”成立。因拒绝宣誓效忠共和国，两万五千名教士逃离法国。就在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个月，势力日益壮大的雅各宾派策划屠杀了一千四百多个神职人员和政治犯，这就是“九月大屠杀”。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称这次屠杀是“为人类带来无上光荣的最美丽的革命”。另一个雅各宾派领袖马拉说：“让叛徒的血流吧！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国家！”1793年1月23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在两万双眼睛的注视下，国王的头颅滚落在地。刽子手把国王的脑袋夹在他的无头尸体的两腿中间，然后把尸体扔进装满其他尸体的大车里，旁边有人拿各种“纪念品”蘸上“王室鲜血”开卖，另一些人抢了国王带血的头发、衣服叫卖。“礼仪之都”巴黎上演的这部“惊魂片”把全世界都看傻了。1793年2月1日，法国对英、荷、西班牙宣战。现在，美国的麻烦来了。
虽然法国革命早就开始了，但直到1793年，它对美国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法国卷入对英战争就意味着美国不能不表态了，因为美法有同盟条约。当年，法国帮美国打英国；现在，英法打起来了，美国是不是也应该帮法国打英国呢？关于巴黎发生的一切，以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和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共和党为革命欢呼，他们仿佛看到自由的旗帜插遍全球，世界大同就要到来。即使在目睹了巴黎的暴乱之后，杰斐逊仍然坚信法国革命的崇高理想。他说：“我个人为那些殉道者悲伤。但跟革命失败比起来，我宁可看到半个地球变得荒芜。如果每个国家只剩下一个亚当（男人）和一个夏娃（女人），而他们是自由的，那就比现在强。”很难想象这么“冷血”的话出自文质彬彬的杰斐逊之口。他的另一句名言是：“自由之树要时不时地用殉道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想用自己的血去浇一下。当初英军进攻弗吉尼亚时，他跑得比兔子还快。
其实，共和党人对法国革命的支持是与他们的政治意图相通的。他们整天骂联邦党是保王派，现在正好借这个碴儿打击联邦党。谁支持革命，谁就代表人民；谁反对革命，谁就想当国王。美国的普通民众爱法国那纯属“距离产生美”，他们又没看见巴黎街头的鲜血，当然感受不到恐怖。“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美国人想跟着法国人起哄，美国的精英们再次面对艰难的抉择。他们是否还能像十几年前那样用智慧，而不是冲动，带领年轻的民族躲过一场浩劫？他们是否有能力抚平躁动的心，为新大陆留住自由的赐福？
从第一天起，华盛顿就谨慎地看着法国革命，汉密尔顿和他的联邦党也向大洋彼岸投去怀疑的目光。从个人角度，他们都对法国人，特别是那些为美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法军将士心存感激。华盛顿与拉法耶特情同父子，汉密尔顿与他亲如手足。汉密尔顿本身就是英法混血儿，从小跟着母亲说法语。他们不可能对法国抱有敌意。相反，英帝国的傲慢、专横和它给新大陆造成的伤害，让美国的领袖们对这个昔日的“祖国”深恶痛绝。即便如此，华盛顿最重要的外交目标仍是与英国修好。在这一点上，他与汉密尔顿都是冷酷的现实主义者，利益第一，主义第二。他们相信，统治一个国家的是利益不是感情。联邦政府所有的开支都靠关税，也就是进出口贸易，而进出口贸易的四分之三是与英国的贸易。为了这四分之三的关税，战争英雄们愿意忍气吞声，与他们的敌人握手言欢。华盛顿和汉密尔顿费尽心机交好英国不仅是现实利益，也是一场赌博，他们赌下个世纪仍是英国的世纪，法国根本不是英国的对手。咱跟老大好肯定不吃亏。事实证明，他们赌对了。他们唯一没算准的是，下个世纪，他们自己的国家也将成为老大。
美英一停战，美国就向英国派出公使，但英国没向美国派公使，明显瞧不起人。华盛顿让古弗纳莫里斯到伦敦与英国秘密谈判，力图恢复正常邦交。还记得花花公子莫里斯吗（参看058我们人民）？这位美国宪法的作者天生伶牙俐齿，他那张嘴能把死人说活。莫里斯说了大半年，终于使英国同意派公使，美英关系总算有了起色。刚好了没多久，法国革命的浪潮就逼得美国不得不“选边站”，这不是添乱吗？
巴黎的血腥味让联邦党越来越担心，他们怕法国把暴乱出口到美国。共和党仍然认为法国的主流是好的，暴力只是瑕疵，他们试图说服总统向法国表示更强烈的支持。联邦党也对总统展开攻势，让他离法国远点。此时，莫里斯已调任驻法公使。他在给华盛顿的信中说：“暴力根本不是法国革命的‘副产品’，它是法国革命的核心。”汉密尔顿说：“革命不应摧毁法治、秩序和传统。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应该是有尊严的、光荣的。它应该充满大气、正义、人道，应该尊重所有的人。”整天砍脑袋是砍不出自由的。亚当斯警告说：“很多美国人被‘革命’亮瞎了双眼，他们不辨是非，屈服于浮躁的热情丹东、罗伯斯庇尔、马拉都满腹戾气。龙的牙齿已经露出来了，它将变成恶魔。”其实，用不着谁游说，此时的华盛顿已经看厌了巴黎被鲜血染红的街道，他绝不会让美国人卷入那样的革命。他说，每个国家的政府都要为它的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负责。你们欧洲人爱怎么打怎么打，反正我不会让美国人去帮你们打。
法国对英、荷、西宣战的时候，华盛顿正在弗农山庄休假。汉密尔顿火速派人把消息传给总统，华盛顿立刻动身返回费城。在到费城前，他提前给所有的内阁成员一个单子，上面列了关于法国的13个问题，第一个是：美国是否应宣布中立？后面的问题包括：美国是否应接待刚刚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公使（这意味着美国是否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美法同盟条约是否适用？虽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