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王道-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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凇�15世纪以后，随着贸易的欣欣向荣，对贷款的需求也扩大了。有几分不幸的是，通过允许不能算做高利贷的金融，神学家们开始为商业提供方便。但是，恐怕只有革命的神学家才能与新的城市贸易阶层和谐相处，做出决定性的突破，并为有息贷款界定一个可接受的角色。
为金融拓展舞台的智者
约翰 •；加尔文（ JohnCalvin）头脑清醒、冷酷、勇敢，是法语文学最伟大的散文家之一，也是 16世纪中叶欧洲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日内瓦事实上的统治者。加尔文大胆地说《旧约》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一个新已经替代了古代的以色列社会。新的律法是一部爱的律法。在有着很好的商业理由的借方和贷方之间，合理利率的贷款不应该受到反对。他写道：“高利贷现在不是非法的，除非它破坏了公平和同胞的团结。”这一改变是根本性的，尽管在成为自由市场的福音书之前它停止了很长时间。与之相伴随的是宗教使命观点的改变，这一改变同样也是根本性的。在宗教改革之前，宗教使命的概念是神职人员专有的。马丁 •；路德对此做了改变，他认为可以有长期的神职角色，但是这样的角色必须仅限于简单的农业和手工业活动。加尔文则更进一步称，如果你有钱，你便是上帝的一个管家，且必须使用上帝所委托于你的东西。这意味着投资和银行业可以是宗教上合法的活动。放款人可以被大众所接受了。
接下来的一大步是由 18世纪伟大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完成的。如果说加尔文在天堂的王国中给了放款人一块天地的话，亚当 •；斯密则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将商业和金融世界放在了与自然世界同样坚固上。正是亚当 •；斯密的工作使得与他同时代的埃德蒙 •；伯克（EdmundBurke）可以宣称，“商业的律法便是自然的律法，因此也是上帝的律法。”
亚当 •；斯密做了什么呢？他是第一位完全理解了竞争重要性的经济学家。当然，竞争的存在之前已经被认识到了，但它只是被指责为好斗的欲望，而且完全与基督教的生活精神相违背。亚当 •；斯密将竞争的角色放在经济进步的核心位置。他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中引入了一个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著名比喻，即主张如果每一个消费者都被允许自由选择他要购买的东西，每一个生产者都被允许自由地选择他要销售什么以及如何生产，那么市场将会形成一个分配模式和价格模式，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会从这种模式中受益，因此整个社会也将从中受益。利己主义会带来使集体受益的行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会驱使人们采用高效的生产方法。通过降低价格来抢生意的压力将使价格下降。必不可少的、有益的行业将得到更好的回报，因此投资者也将很自然地被吸引到这些行业之中，同时远离那些边缘的或低效的行业，因为它们产生的回报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学生会为报
酬最高的，意味着是最必不可少的职业做准备，而且这个过程将是自动生成的，它将会自然地发生。看起来“看不见的手”甚至没有给商业的对错问题提上日程留下任何余地。神学似乎失去了它历史悠久的作为商业道德仲裁者的角色。（取代它的将是什么还不清楚。如我们所见，这个问题直到今天还在伴随着我们）
如果说亚当 •；斯密为全球化的第一个基本原则 —建立在自由竞争之上的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奠定了基础，那么另外一个原则则是由政治经济学家大卫 •；李嘉图奠定的。在巴斯度假的李嘉图在读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时受到了启发，于1817年发表了他最著名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比较优势法则”，这一法则成为对贸易双方利益的经典解释。他指出，只要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它在制造时相对更为高效的产品，那么在两种货物的贸易中它们都会受益，即使有一个国家在生产两种货物时都更为高效。他所举的例子是19世纪英格兰和葡萄牙之间的葡萄酒和布匹贸易。要生产同等数量的葡萄酒和布匹，与英格兰相比，葡萄牙是可以付出更低的绝对成本的（考虑到气候的话，这并不奇怪）。虽然在葡萄牙生产布匹比在英格兰生产更便宜，但对葡萄牙来说，生产葡萄酒出口并交换英格兰的布匹是更为有利的。结论就是，通过专门生产本国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每个国家都能获利。直到今天，李嘉图的观点仍然是国与国之间货物自由流动的根本理论基础。
正文 第3章 贸易是最强劲的引擎（11）
在不到60年的时间里，竞争和自由贸易的观点便获得了知识界的高度认可。虽然亚当 •；斯密和大卫 •；李嘉图为全球化的工业和商业世界设定了理论道路，但前行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反对的声音持续不断，而且非常强大，贯穿于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之中。根源已经由浪漫主义对工业化的反对所奠定 —歌德的《自然哲学》，威廉 •；布莱克（ WilliamBlake）的“黑暗的撒旦磨坊”，威廉 •；华兹华斯（ WilliamWordsworth）在《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中对机械化心灵“蒙昧的迟钝”（savagetorpor）以及其他种种的攻击，等等。
19世纪中后期，反商业的火炬又传到了其他文学巨匠的手中，如伊丽莎白 •；盖斯凯尔、勃朗特三姐妹、勃朗宁夫人、威廉 •；萨克雷以及工业时代最伟大的两位小说家：英格兰的查尔斯 •；狄更斯和法国的埃米尔 •；左拉。下面是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对虚构的阴曹地府般的工业小城焦煤镇的描述：
这是一座机械和高耸的烟囱的小城，烟囱外面永远拖着无休无止的烟，如同蛇一般，身子永远蜷曲着。城里有一条黑色的运河，一条流着紫色的、臭气熏天的燃料的河，以及一堆堆装满窗户的建筑，一天到晚不断地颤抖、发出声响，而且蒸汽机的活塞单调地上上下下运转着，像是一头处于抑郁狂状态的大象的脑袋。
30年后，狄更斯描述的机械化的单调在左拉笔下变成了吃人的怪物。在《萌芽》（Germinal；1885）中，左拉描述了虚构的沃勒矿井（“吞噬者”）：
死寂的夜空中没有一线曙光，只有高炉和炼焦炉的火焰把黑暗染得血红，但火光并不能照亮这个陌生人的身子。至于沃勒矿井，它像一头凶猛的怪兽，蹲在它的洞里，缩成一团，一口口地喘着粗气，仿佛它肚子里的人肉不好消化似的。
不只是小说家以愤恨之情看待工业革命的外垒。有一段时间在为电影公司工作时，恩格斯（他作为一名记者的才华没有被充分认识到）考察了曼彻斯特，以下摘自他的《 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这幅景象……就是全区的一般面貌。桥底下流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停滞着艾尔克河，这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河水把这些东西冲积在右边的较平坦的河岸上。天气干燥的时候，这个岸上就留下一长串龌龊透顶的暗绿色的淤泥坑，臭气泡经常不断地从坑底冒上来，散布着臭气，甚至在高出水面四五十英尺的桥上也使人感到受不了。此外，河本身每隔几步就被高高的堤堰所割断，堤堰近旁，淤泥和垃圾积成厚厚的一层并且在腐烂着……桥以下，可以看到陡峭的左岸上大杂院里的垃圾堆、脏东西、泥土和瓦砾；房屋一所耸立在一所后面，由于坡很陡，每一幢房子都看得见一小块；所有这些房子都是被烟熏得黑黑的、破旧的，窗玻璃破碎不堪，窗框摇摇欲坠。
卡尔 •；马克思对市场哲学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成了那个世纪标志性的知识丰碑。他更加科学，但他的写作同样热情、有力。任何想知道维多利亚工业体系有多恐怖的求知者都不应忽略马克思《资本论》（Das Kapital；1867）的第一卷第 10章，这一部分写于1863年，毫不留情地将当时的工厂条件和盘呈现。马克思引用了《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的一篇报道，记录如下：
从事花边生产的那部分城市居民过着极其贫穷痛苦的生活，其困苦程度是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所没有见过的…… 9岁到 10 岁的孩子，在大清早 2、3、4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 10、11、12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呆痴，麻木得像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我们抨击弗吉尼亚和加罗林的种植园主。然而，他们买卖黑奴、鞭笞黑奴、贩卖人肉的行为，比起为资本家的利益而制造面纱和硬领的过程中发生的那种慢性杀人的暴行，难道更可恶吗？
正文 第3章 贸易是最强劲的引擎（12）
资本主义在坎坷中前行
无情的理性，机械化的暴行，工业家的贪婪以及对无辜者的剥削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和抒发。而到 20世纪初的时候，它们结合起来，发展成了发达世界理论上首先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资本主义是答案还是问题？
对有些人而言，例如约翰 •；斯图亚特 •；穆勒（ JohnStuartMill），资本的私有制是人类自由的重要基础。穆勒于 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一直到 19世纪末都是英语语言中最主要的经济学教科书。他思想的中心就是为自由竞争、个人能动性及个人责任的益处辩护。尽管穆勒认识到个人主义的益处没有使国家免于承担为公民提供保障的责任，但他只对自己大致上的放任主义立场做了有限程度的修改，他称必须避免私人垄断，穷人必须得到好的照顾，而且必须为孩子提供教育。
对其他人而言，例如法国无政府主义哲学家、与穆勒相差三岁且在同时期写作的皮埃尔 约瑟夫 •；蒲鲁东（ Pierre…JosephProudhon），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剥削人的。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What is Property）一书中有一个著名的宣言，即“所有权就是盗窃”，并反对许多 19世纪法国普遍存在的所有权 —尤其是那些对他人施加了有效控制的所有权。他把资本主义看做是机械暴行的一部分：
资本对劳动力所做的，正如国家对自由、教会对灵魂的作为。这种绝对主义的三位一体在实践中与在哲学上同样有害。压迫人民的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同时奴役其身体、其意志及其理智。
《一个革命者的自白》，1851
对蒲鲁东曾经的朋友卡尔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而言，资本主义有一种固有的不稳定性，它含有自我毁灭的种子。越来越多的资本会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越来越多的工人会得到越来越少的薪水。竞争（包括由贸易促成的竞争）会降低报酬、价格和收益率。马克思称，到某一时刻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将不能再包含社会不断发展的生产力。资本主义会出现危机，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才能解决 —社会中的一种与资本主义体系没有利害关系的元素。随着革命的展开，力量将流向最底层阶级，随之到来的便是一种共产主义和无阶级的经济。
在一个半世纪之后回头去看，我们看到这幅图景在 20世纪变成了残忍的斯大林主义。但是在 19世纪工业革命的背景下看待它的话，随着 20世纪的来临，我们会更容易理解马克思的呼吁。
此外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它不那么有名，但很可能更具持久性。它把货币和交换本身的过程看做是通过赋予人个性特点、彼此疏离而对人性的改变。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格奥尔格 •；席美尔（ GeorgSimmel）于 1858年出生于柏林，从许多方面讲他都是当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与马克思不同，在关注商业和城市化的影响时，他没有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阶级构成，而是更多地放在了个体的意识上。在《货币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oney；1900）一书中，席美尔讨论了货币通过使社会关系客观化和破裂来“介入到人与人之间”，这种方式与货币通过使个人活动远离其终极意义和目标来“介入到人和商品之间”一样。但是，他并非在呼吁拒绝货币和商业。他是在论述，当代的、城市化的人的本性很大程度上是由货币经济这一事实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波兰尼的先行者。他认可我们在本质上是商业的存在，且商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