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03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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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又说回来，你自己为什么就要忍着呢？其实我心里很清楚，虽然有了新婚姻法，但中国还没到能把法律和道德分开的程度，我办案子也是这样，尽管可以替当事人解除死亡婚姻，却绝不在道义上支持有过失的一方，我自已是研究生毕业，又在研究机关里工作了二十多年，想跟农村的老婆离婚，那还不是标准的“陈世荚”吗？也许有的人觉得为了离婚当“陈世荚”也情愿，不少人也就是这么干的，可我却不能。我有我的事业要干，我替别人打离婚官司，“主离派”的名声在外，我要闹离婚，有人就会说你小于的“感情说”原来是为自己服务的，这样就把事情整个庸俗化了。我宁可忍受，也不愿玷污了我的观点。不仅忍受，我还得牺牲更多一些东西，把老婆从农村调到京郊，我也从市中心迁到郊外，死心塌地地维持这个家庭。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办我的案子，写我的文章了。其实，中国有许多人都是和我一样走着这条不得已的生活道路的。世上总得有人背十字架，我已经背了大半辈子了，也就不在乎剩下的那点路了。也许我们多背一程，将来的年轻人就能早一天把它卸下来。我们这一辈人少替“陈世荚”当替身，中国人兴许会早一点把他忘掉呢。
　　李勇极的内心独白，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相当一部分人心理的真实写照。他们崇尚婚姻的本质是爱情或感情的理念，但是，当他们的这种理念与自己的家庭实际相违背时，迫于社会、舆论等诸种因素的压力，他们又没有勇气高举起“离婚”的旗帜。于是，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内心上演着一部悲剧……
　　第四章
　　嬗　　变
　　一九七八年——后来，人们习惯于把这一年称为拨乱反正关键的一年，改革开放起步的一年。　　这一年发生的每一件大事，都孕育着无限的生机，都成为一种标志，都预示着一场新的嬗变即将到来了！
　　这一年，对于中国妇女运动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一年。九月，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十年浩劫后第一次以全国妇联名义召开的大会。大会议定全国妇女新时期的任务，发出了“四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化”的号召。
　　也就在这次大会上，许多代表提出，一九五O年颁布实施的《婚姻法》，时过三十年，社会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婚姻法》一些条文与当前婚姻家庭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不相适应，必须尽快进行修改。
　　十月七日，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再度建议修改婚姻法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汪副主席并
　　华主席、党中央：
　　
　　今年八月，我们向中央送了关于修改婚姻法的请示报告。九月全国四次妇代会上，许多代表建议尽早修改婚姻法。为此我们再度提出这项建议，理由是：
　　
　　一、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与新宪法的精神不相符合。这个婚姻法是一九四八年底一九四九年初，由中央妇委会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法制委员会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与全国妇联一起，共同修订。一九五O年五月一日颁布的。这个婚姻法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矛头是反对封建，因此法律条文规定保护私有财产，承认财产继承权。这样的总精神与新宪法的精神不相适应。
　　
　　二、有些具体规定，与党的政策不相符合。例如婚龄问题。当前我们提倡适当晚婚，但婚姻法规定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可以结婚。干部在群众中提倡晚婚时，群众反过来批评干部违法。至于适当晚婚，究竟多少岁才算合适，目前界限不明。各地各自规定“土政策”，又缺乏宣传教育，群众颇为反感。非法同居、未婚怀孕的现象不断发生。因此婚龄问题必须适当地修改。
　　
　　三、修改现行的婚姻法，颁布社会主义的婚姻法，是适应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在上层建筑领域中进行的必要的改革。
　　　目前二十几岁的青年，很多没有受过婚姻法
　　的教育，不少人甚至不知有婚姻法。多年来，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买卖婚姻和
　　变相买卖婚姻泛滥城乡，因婚姻而索取大量
　　财物和铺张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在许多农
　　村里没有上千元不能结婚，在城市也发生了
　　类似现象。不少贫下中农、职工群众因而负债
　　累累，甚至有人走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违
　　法乱纪的犯罪道路。
　　
　　有些地方还出现了童养媳、换亲、转亲、租
　　亲、重婚、拐骗妇女等现象。有些地方连续发生
　　青年男女因婚姻问题而自杀、集体自杀、被杀
　　等案件。
　　
　　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千家万户为婚姻
　　问题发愁。广大群众迫切要求颁布社会主义的
　　婚姻法，以便有法可循，有利于树立社会主义
　　的婚姻制度，有利于调动广大群众大干快上的
　　积极性。
　　
　　为此我们建议由民政部牵头，联合法院、
　　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青、妇等有关单
　　位，组成修改婚姻法小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着手修改婚姻法。今年国庆节，乌兰夫、姬
　　鹏飞副委员长，曾同我谈过，要妇联来牵头，迅
　　即着乎修改婚姻法。我们是群众团体，是否合
　　适，请中央考虑。如果中央指派，我们当尽力而
　　为。以上建议，当否，请予批示。
　　　　　　　　　　　　　　　　　　　　　　　　　　　　　　　　　　　康克清
　　　　　　　　　　　　　　　　　　　　　　　　一九七八年十月七日
　　报告先是列举了修改《婚姻法》的理由，主动建议由民政部牵头组成修改小组；但又点明乌兰夫、姬鹏飞两位副委员长希望由妇联来牵头，考虑到妇联是个群众团体，牵头做这样的工作是否合适，请中央定夺；如果中央决定由妇联牵头，妇联将全力以赴。无论是行文、措辞、逻辑，从哪个角度讲，这个报告都写得十分得体。
　　当时中央政治局分工汪东兴主管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的工作，汪在请示报告上批示：“请华主席、叶　（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审批。我意可由妇联牵头。”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均圈阅表示同意。
　　根据党中央的批示，十一月三日，全国妇联邀请民政部、卫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解放军总政治部、全总、团中央等单位的负责人协商，决定成立修改婚姻法小组。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任组长，李金德（民政部副部长）、何兰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宝光（全国妇联副主席）、王汝琪（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任副组长。修改婚姻法小组下设办公室。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著名的婚姻法专家杨大文告诉我：“一九七八年，我获得了新生；我真正与婚姻法结缘，也是始于一九七八年。”
　　采访杨大文教授也是费了一番周折。一是他太忙，要想“逮”住京城法学界这位“大腕儿”级人物，并不是那么容易；二是他对于我这么个军人要写什么有关婚姻法的报告文学，似乎总有些不太相信。也是好事多磨，从春天到秋天，几经联系，杨大文终于接受了我的采访。
　　杨大文个头不高，穿着一身合体的西装，发型经精心梳理过，显得十分审慎而又有气质。握着杨大文的手，我说：“您是婚姻法学界的‘大腕儿’，采访不到您，我这本书也就写不下去了。”杨大文笑了：“为了你的这本书，再忙，我也得接受你的采访。”
　　杨大文一九三三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少年时期，正逢抗战，全家随当会计师的父亲，奔波于上海、兰州、重庆等地。他的中学学业是在贵阳花溪的清华中学完成的，在学校里，他还参加了一些进步学生的活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野军政大学五分校到学校招生，杨大文报名从军。由于他年龄小，入伍后又被分到十七军文工团，演过小戏，但更多的是做群众工作，在安顺地区参加了清匪、反霸、减租、土改运动。一九五二年九月，杨大文被选调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当时人大教学基本上用的是前苏联的教材，杨大文学习刻苦在系里是出了名的，几厚本的苏联民法典那时他基本都能背下来。毕业后，杨大文留校当助教，讲授苏联民法典（包括婚姻家庭法）。“文革”中，杨大文被发配到“五七”干校，管过果园、茶山，当过炊事员。一九七八年八月人民大学恢复，他才重新回到人大法律系，担任民法教研室党支部书记。
　　十年浩劫，拨乱反正，婚姻家庭问题也成为当时的一个热点社会问题。为了从法律的角度解答这些问题，杨大文与系里另外两位老师合写了《婚姻法与婚姻家庭问题》，出版后成为当时的一本畅销书。
　　　杨大文说：“也是在这个时候，全国妇联的领导找到了我，他们可能是看了我写的有关婚姻法的文章，希望我能参与婚姻法的修改工作。我说：好呀，好事嘛！痛快地答应了。”
　　从此以后，杨大文与共和国的第二部（一九八O年）、第三部（二OO一年）《婚姻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杨大文对我说：“我是第一个到修改婚姻法小组报到的，紧接着，马元、苏庆、王德义也来了。开始是李宝光带着我们四个人干。以一九五O年《婚姻法》为基础，哪些应该删除，哪些可以保留，哪些需要修改，大家讨论，我执笔起草条文。后来，李宝光调到河南工作后，妇联指定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副书记罗琼大姐牵头这件事。这中间，苏庆出国学习，社科院法学所又派来了陈明侠。一九八O年初，政法大学的巫昌祯教授也参与了进来。
　　“那时候，不讲条件，不讲报酬，大家一心想的是怎么把婚姻法修改好。妇联给我们找了个小屋，作为办公室。中午就在妇联机关食堂就餐，有时罗琼大姐自己掏腰包，买来一些酱牛肉、酱猪肝，算是为大家加莱。过春节时，康克清大姐特批，给我们每个专家补助了五十元，让我们非常感动。”
　　杨大文告诉我，他记得很清楚，从一九七八年底到一九七九年六月，经他的手就起草了六稿草案，当时起名都叫《婚姻家庭法》。后来，他们又带着这些草案到机关、基层征求意见。
　　三十年毕竟是一个不短的历史跨度。
　　从一九五O年到一九七九年，信手拈来就可以举出这期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土改、抗美援朝、肃反、三反五反、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面对社会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面对婚姻家庭领域里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六十年代初就应该对一九五O年《婚姻法》进行修订了。但由于诸多的历史原因、这一项工作却年复一年地拖延了下来。
　　“文革”爆发，十年浩劫。法制建设遭到毁灭性打击，《婚姻法》自然也在劫难逃。封建婚姻回潮，道德水平下降，在城乡，特别是在农村，一些陈规陋习，比如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早婚、卖淫嫖娟等，又死灰复燃……
　　家不宁，谈何治国？　　，走出“文革”噩梦的共和国，首先想到的是修订《婚姻法》。
　　这次修订《婚姻法》，争论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结婚的年龄，二是离婚的条件。
　　——九五O年《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龄为男二十岁、女十八岁，但随着七十年代计划生育的全面展开，全国各地都自行规定了晚婚年龄。据一九七九年初统计，在城市，对男方，有六个省（区）、市规定二十八岁，有十——个省（区）、市规定二十七岁，有五个省（区）、市规定二十六岁，有七个省（区）、市规定二十五岁。对女方，有十八个省（区）、市规定二十五岁，有八个省　（区）、市规定二十四岁，有三个省（区）、市规定二十三岁。农村比上列规定大体低二三岁。提倡晚婚，无疑对计划生育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问题在于，当时各地已经不是仅仅因为计划生育在提倡晚婚，实际上是用晚婚年龄替代了法定的婚龄。这种做法特别是在农村中遭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有些农村男青年到了二十岁，女青年到了十八岁，准备结婚，找到乡里登记，却因为不符合晚婚条件，不准登记结婚，他们反过来责问干部：“你们当干部的为什么不学学《婚姻法》？《婚姻法》里明明规定男二十、女十八可以结婚嘛，我们到了法定年龄，为什么不许我们结婚？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
　　据河南省属三个医院、郑州市属二个医院的统计，七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