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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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好地发挥CC特务在反共中的作用。二陈经过商定，报蒋介石批准，开始在全国建立“党员调查网”，使之成为“中统”的外围组织。于是，中统特务在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学校、工商界、军队中收罗了大批国民党员作为“调查网”成员，要他们在中统局的统一指挥下进行所谓调查，而且向他们交代，调查的首要对象是共产党。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广泛调查后，结果令二陈兄弟大失所望，在所有调查材料中，告发国民党中贪污渎职的材料几乎占80％，揭露国民党中投降叛敌、汉奸嫌疑的占12％，而诬人为共产党或共产党嫌疑的不到10％。实指望通过调查搞到共产党的材料，为反共提供证据，谁知竟搞到了国民党自己的头上，这使二陈十分难堪，不好下台，他们一方面将涉及国民党的材料处理掉，另一方面则大骂特务们不中用，要他们重新再搞。但调查去调查来，总是不能使他们满意，以后，二陈对“调查网”再也不感兴趣，经过商量后，决定放弃“调查网”，于是向蒋介石建议，将最初准备对共产党使用的这张“网”移交给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冷衙门。这样，一场调查共产党的闹剧刚刚开场便匆匆降下了帷幕。　　　　
　　　　为了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二陈专门把徐恩曾找去授机宜，明确告诉他，中统的主要任务是反共，不要再去注意国民党内的贪污、投敌等问题。徐恩曾回来后也鹦鹉学舌地向特务们训示：“抗日是暂时的，次要的；反共是长期的、根本的，第一位的”，“反共，消灭共产党，是我们的历史任务”等。　　　　
　　　　特务们经过训示后，似乎开了窍，便想尽各种办法去反共，虽然在一个时期内，表面上他们不像抗战前那样公开逮捕、杀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了，但暗地里的反共活动却是始终存在。如共产党人车耀先，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组织了“星芒社”，办起了《大声周刊》、《国难三日刊》等，鼓动群众参军参战。中统特务为了破坏该组织，伪装进步，打入“星芒社”，然后进行分化活动，并录制了参加这个组织的大批积极分子的黑名单，1939年以后，这些同志大部分被特务逮捕杀害。


第五部分特务政治（2）

　　　　1942年，中统特务还对中共中央南方局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破坏，南方局领导人之一廖承志及多数工作干部及电台工作人员均被逮捕，人数达300多，使共产党遭受很大损失。廖承志被关进集中营，受尽了折磨，到1945年才转解重庆。蒋介石对这一起破坏十分高兴，除表扬陈立夫外，还给直接指挥这一行动的徐恩曾一大笔奖金。　　　　
　　　　二陈对特务们的破坏行动十分欣赏，但对其破坏手法还不满意。陈果夫在中央政治学校所在地南温泉私宅养病时，就时常把中统特务万大叫去，进行训示。这样，由陈果夫口授、万大执笔，历时两个月，写出了《党员调查工作须知》，作为对特务进行训练的教材，里面所传授的，就是如何在调查的幌子下进行反共的各种办法。特务们按此受训后，都受“益”不浅。　　　　
　　　　陈立夫则认为，在进行反共的特务活动时，不能光靠硬性蛮干，还必须用软的办法，重要的是从思想宣传方面入手，通过舆论宣传，在潜移默化中破坏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崇高威信，他认为这比抓几个共产党人、破坏几个共产党组织的效果更大，陈立夫经常对特务们说：“戴雨农（即戴笠）喜欢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还要情报工作技术有啥用场？”他要求特务们了解共产党的理论、研究共产党的理论，使用共产党的方法，达到以伪乱真的程度，然后以售其奸。　　　　
　　　　在陈立夫的指示下，一些中统特务采取捏造假事实的办法，写出了大量小册子，污蔑共产党，丑化解放区，以欺骗一些思想单纯的青年，使其迷失方向。当时发行最多的什么《延安归来》、《陕北见闻》等，就属这一类造谣污蔑的宣传物。　　　　
　　　　为了加强这种宣传，陈果夫还命一些中统特务在重庆南温泉开设了一个书店，用“文化服务社南温泉门市部”的招牌做生意，专门兜售这类反共小册子，并对青年学生进行监督、迫害等特务活动。　　　　
　　　　为了进一步指导中统特务进行反共宣传活动，陈立夫还关在家里冥思苦想，写了一篇《宣传工作刍议》的文章，指定为特务们的必读材料，该文以和特务们谈心的形式，提出了做宣传工作的八条原则：第一，不能正面自吹自捧和正面骂人，如果这样，有时候恰好是帮对方做宣传；第二，拿出事实来，揭开对方的一角幕布给民众看，不要做大文章，少用形容词；第三，多研究心理学；第四，不要使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否则会弄巧成拙；第五，宣传者的语言和行动要符合本身情况；第六，就地物色助手，平时多做准备；第七，不要使花瓶空着，没有鲜花也得插假花；第八，宣传品不可滥发。　　　　
　　　　陈立夫说的冠冕堂皇，用心却极为险恶，但可惜的是特务们并不都能做到，如不能正面自吹自捧，国民党本身实行的是独裁专制，他们要把一切党派压下去，实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不自吹自捧能行吗？再如拿事实出来，揭开对方的一角幕布给民众看，特务们所进行的就是鼠窃狗偷的活动，国民党蒋介石在反共的时候，根据不管什么正义、良心和道德，这叫特务们到哪里去找什么“事实”来攻击光明磊落的中国共产党呢？他们只能采取捏造事实、造谣惑众的办法而得逞于一时，在人民揭开谎言后，一切大白于天下，倒是暴露了特务们自己丑恶的真面目。还有如宣传者的语言和行动要符合本身情况，这些特务们更是办不到，他们要造谣，只能是造谣的语言，他们要破坏，只能有破坏的行动，怎能去符合宣传者本身的情况呢？陈立夫也太难为特务们了。　　　　
　　　　中统特务搞宣传不行，盯梢、绑架、捕人，倒是他们的真本事，这种恐怖的特务政治，使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　　　　
　　　　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一直在这里领导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陈立夫为了监视周恩来的行动，便在周的住宅曾家岩50号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化龙桥附近分别设立了特务监督哨。陈立夫交给特务的任务是：记录这两处出入人员的姓名、来去时间、所乘汽车及单车牌号等，如遇有陌生的人出入，便进行盯梢、跟踪，了解其姓名、住址、身分，必要时实行逮捕。陈果夫对这两处监督哨十分重视，他要求担任监视的特务一定勤手勤脚勤脑，随时记录，随时整理，逐日汇报到中统局，由局再送他本人过目，他如认为有重要价值的情报，再呈报蒋介石。这两处特务监督哨数年如一日，一直进行特务活动，到周恩来离开重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撤销为止，从未间断过监视。不光对中国共产党，对其他一些亲近中共的民主进步人士，二陈也采取过监视行动，如1943年，曾对沈雁冰、萨空了、陈此生等人实行过类似的监督。　　　　
　　　　在其他地方，中统特务常常是便衣便装，夹杂在人群中，对广大人民的言论、行动进行监督，发现有倾向共产党、不满当局、进行抗日的人，即行绑架、逮捕，直至暗杀，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常常是不明不白地死去，莫名其妙地失踪。“万千逻卒列街衢，偶语宁辞杀不辜”，这就是当时恐怖的特务政治的真实写照。　　　　
　　　　


第六部分问鼎农行（1）

　　　　1940年，对于陈果夫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他在主掌国民党党务的同时，开始插手金融界。　　　　
　　　　2月，蒋介石致函四联总处（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秘书长徐堪、副秘书长徐柏园，命令银行发放农贷必须与地方政府及各级党部合作，提出“此可尽量利用县的党政机关之人员使之有事可做，而使党政机关有积极精神从事工作，不致如过去之消极也。关于党方联系，可约陈果夫、朱骝先、谷正纲、康泽诸同志参加之，并可以陈果夫同志为四行机构内设计指导负责人之一也。5月24日，蒋介石再次下令，农贷必须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　　　　
　　　　办理农贷人员应尽量利用国民党党员及三青团团员。各级合作金融及贷放机关主办人员应切实负责。蒋介石突然将与金融毫不相干的陈果夫提出来，这对陈果夫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消息，说明蒋介石将给陈果夫在金融界的一席之地。　　　　
　　　　陈果夫虽然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经营钱庄，由于开办证券交易所失败，饱尝了金融世界的甜酸苦辣，曾决心不再与金钱打交道，但思想深处却总是“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特别是在办党务中，更加体会到金钱的重要，因此，插手金融界的欲望一天甚似一天。但他却冠冕堂皇地把掌握金钱、人人发财说成是孙中山的思想，他曾说：“我曾经记得总理在某年元旦的一天，对同志与民众演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普通的一句俗语：‘恭喜发财’。为什么总理也要说这一句话呢？因为总理生平所注重的是民生，要使大家能够发财。”同时，陈果夫还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发展，必须要有强大的资金做后盾，这样，金融事业的发展就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先导，他说：“金融制度为国家之心脏，心脏衰弱，则身体难臻健康；金融制度不健全，国家基础亦难以巩固。”因此，无论个人的发财也好，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好，都与金融息息相关。陈果夫更加对金融感兴趣，总想以各种办法进入金融界，以重温当年在上海办金融的旧梦。　　　　
　　　　1927年，陈果夫曾与他原来在上海学德语的老师薛仙舟、叶楚维等三人创办了江苏省农民银行，其宗旨为推行农村合作，调剂农业经济，但在业务上常与江苏省银行发生冲突和矛盾。1932年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后，以行政上的职权对江苏省银行限定了业务范围，规定该银行只能以工商业为对象，并更换了该行的总经理。从此，这家所谓的省银行再也不敢与江苏省农民银行争锋，除工商以外的一切业务均为省农民银行占有。江苏省农民银行在陈果夫的行政保护下，以征收农村两角亩捐为资本，后来又在江北发行流通券，在全省发行仓库券，而逐渐发展起来，基层分支机构达78处，遍布全省61个县，成为江苏省第一大银行。　　　　
　　　　陈果夫从办江苏省农民银行中尝到了甜头，他还想求得更大的发展。因为江苏省农民银行毕竟只是一个省级银行，为求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向国家银行渗透。但在当时，中国、中央、交通三大银行已是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天下，他即使有再大的本事也休想染指丝毫，于是，陈果夫便把眼睛盯向了中国农民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的前身是国民党“剿总”内部设立的一个农村金融救济处。1932年，蒋介石在对中央红军第三次“围剿”遭到失败后，为了准备第四次“围剿”，从经济上支持地主还乡，稳定其在农村的统治，便于11月在其“剿总”内部成立了农村金融救济处。1933年，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又遭失败，为了发动第五次“围剿”，便于3月在农村金融救济处的基础上特许设立了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蒋介石对四省农民银行极为关注，亲自任命郭外峰为总经理，并命令从鸦片税项下拨款250万元作为股金，以利开展活动。1934年10月，随着工农红军战略性的大转移，蒋介石“觉得仅有四省农民银行不足以济事，于是乃将四省农民银行改为中国农民银行”。1935年4月1日，中国农民银行正式成立，董事长孔祥熙，常务董事周佩箴、徐桴、周苍柏，总经理由33岁的原中央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徐继庄担任。中国农民银行成立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其机构的扩展之快异乎寻常，到1937年，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达87处，它依仗其享有军事护照和军用交通权，为所欲为，资金得到飞速的发展，其业务范围主要有：垫支军费、调运军饷、救济地主、开设典当、支付特务费用、滥发钞票等。　　　　
　　　　陈果夫开始是想另起炉灶，与农民银行平分秋色，最后达到挤垮农民银行、取而代之的目的。抗战期间，陈果夫指使其亲信肖铮等人进行筹备，企图搞一个所谓“土地银行”，1940年9月，肖铮等12人向国民党中央提议：“拟请设立中国土地银行，以促进土地改革，实现平均地权，活泼农村金融，改善土地利用案。”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来者不善，这是和中国农民银行唱对台戏，正担任农民银行董事长的孔祥熙首先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