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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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这是和中国农民银行唱对台戏，正担任农民银行董事长的孔祥熙首先反对，宋子文派的人也群起反对，蒋介石心中也十分不快，便以众人反对的借口不予批准。于是，组建“土地银行”的方案便告搁浅。蒋介石为了安慰陈果夫，便下令在中国农民银行内设立土地金融处，由陈果夫直接派CC派人物主持。这样，陈果夫总算在农民银行内捞到了一块地盘，心中的气才稍稍平了些。


第六部分问鼎农行（2）

　　　　没想到设立土地金融处倒给陈果夫以新的启示，他想，另起炉灶目标太大，是不可行的了，现在只有采取逐步驾空农行，以达到最后独占农行的办法。以后，陈果夫便多次发表有关农村金融的谈话，并向蒋介石表示愿从事农行事业的心迹，此时，蒋介石也认为孔祥熙财力太大，需要给予限制，因此，也有意让陈果夫渗透进来，以分散孔祥熙在农行的权力。1940年10月，蒋介石决定中国农民银行董事会进行改组扩充，按蒋介石的原意，准备让陈果夫担任农民银行常务董事，后来又考虑到不能让他一下子权力太大，到临时发表时，突然改变主意，只让陈果夫当了董事，而常务董务则让其三叔陈其采担任，陈果夫虽然心中有些不快，但总的来说还是满意的，因为他毕竟成了农行董事会七个董事之一，跻身于农行高层决策者，而常务董事陈其采是他自家的叔叔，今后慢慢推进，不愁农行不是他陈家的天下。　　　　
　　　　在董事会举行就职仪式那天，陈果夫仍然十分愉快地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春风得意的农行董事长孔祥熙有意要给他一点难堪，他在向大家介绍时说：“陈果夫先生是办党特别有研究的人。”用意十分明显，一个国民党的党务专家却要来从事金融事业，岂不是笑话，陈果夫也不客气，当即把孔祥熙给顶了回去，他说：“我曾经在金融界，不过落伍了约二十年之久。”弦外之音是：别小看人，二十多年前我就是搞金融的，今后当心点。几句话说得孔祥熙倒尴尬起来，只有嘿嘿干笑几声，会场上的人也都明白了陈果夫的来头，心头不禁都紧了起来。　　　　
　　　　陈果夫果然来者不善，他任农行董事后，便放下手头其他工作，专心投入到农行工作中。不久，蒋介石又任命他为四联总处金融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便以自己独特的身分在农行中独往独来地苦心经营起来。　　　　
　　　　首先，陈果夫提出统一农贷业务。以前，由于农村金融制度未臻完善，加之政府也无一定方针，所以农村金融机构重复繁乱，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和农本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合作事业管理局都可办理农贷业务。陈果夫认为：要使农民银行发展壮大，一定要把全国农贷业务变成农行一家独营、一家垄断，因此他向行政院提出统一农贷办法，得到行政院的同意。1941年1月，行政院最先命令农本局将原办农贷业务移交中国农民银行接办，至此，成立已近五年的农本局便被赶出了农业金融领域。　　　　
　　　　1942年，在陈果夫的建议下，蒋介石下达手令，规定从7月1日起：“中、交两行现有之农贷业务，应逐渐收缩，移交农民银行接收办理。”8月31日，中国、交通两银行及中央信托局所有农贷业务，全部移交中国农民银行接管，总计农民银行接收：“（1）贷款本息共298，529，135元6角7分；（2）农贷区域共299县市；（3）农贷机构112所；（4）农贷人员共772人。”这是陈果夫的一大胜利。“自此中国农民银行在法律及事实上已演成兼管长、中、短期农贷之惟一中央农业银行。其业务以全国为范围，以全国农民为对象，所负使命之重大，百倍于往昔也。”陈果夫在农民银行有一定实力后，便开始了第二步计划，即将孔祥熙赶走，由他登上董事长的宝座。当时，在农民银行中，孔派人物互相勾结，贪污舞弊，中饱私囊，闹得乌烟瘴气，为了捣孔，陈果夫通过他的特务系统，调查了大量材料，然后抓住这些把柄，于1944年提出了弹劾农民银行信托部贪污舞弊案，由国民政府监察院出面处理。陈果夫的目的是想通过此案，搞掉倾向孔祥熙的总经理顾翊群，让CC派人物当总经理，以驾空孔祥熙，待顾下台，最后赶走孔。可是顾翊群下台后，总经理一职并没有落到CC派手中，而是由蒋介石指定叶琢堂的大女婿李叔明来接替，陈果夫不禁大失所望。于是，将矛头直接指向孔祥熙。原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政府获得美国5亿美元的贷款，蒋介石拿出1亿美元作为基金，让孔祥熙发行所谓“同盟胜利美元公债”，1亿元折合法币20亿元，许诺到期兑付美金。但刚开始人们都不愿购买，孔祥熙只好在政府支持下强行摊派，结果公债价格由20元跌至17元。不久，法币价格低落，美元汇率提高，黑市汇率高达100元合1美金，孔祥熙见有利可图，即停止美元债券销售，将尚未售出的5000万美元债券全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将799万债券以官价卖给所属职员，而孔祥熙一人就独吞350万元美金债券。而此时美元债券已涨至法币250～270元。　　　　
　　　　即使这样，孔祥熙等人还不满足，还企图将剩余部分再次私分。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孔祥熙等人私分剩余美金公债的消息不胫而走，公众舆论大哗。　　　　
　　　　陈果夫见时机来到，即借此大加发挥，风助火势，大造舆论，欲将孔祥熙致于死地。但孔后面有蒋介石这棵大树，他是不会倒的，最后只以“分期吐出”所吞款项和辞职了事。陈果夫一看势头不对，再加后来看到政学系俞鸿钧在此案中获利最大，不仅作了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而且农民银行董事长也可能将由他来代理。于是，陈果夫见风使舵，由原来倒孔反转头来拉孔，到处为孔说好话，打圆场，孔祥熙不但不怨恨陈果夫，反倒感激涕零，决计将农民银行让与陈果夫。　　　　
　　　　1945年9月22日，陈果夫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0月，陈果夫被任命为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兼董事长。11月1日，陈果夫宣布就职，在就职仪式上，农行总经理李叔明向大家宣布：“孔董事长因身体曾经割治，尚未复元，故辞去董事长职务，以便休养……现在本行董事长一职，由党国元老陈果夫先生继任。”这时的陈果夫好不得意，他梦寐以求的独掌中国农民银行的愿望终于达到了，回味着李叔明的“孔董事长因身体曾经割治，尚未复元”几句话，看着出席会议的保养得极好的孔祥熙，暗暗好笑，不禁想到了红楼梦中的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自己也会下台吗？不会的！他心中暗暗地说，不会的！自己一定不会下台，一定要牢牢坐稳董事长这把交椅。　　　　
　　　　


第六部分巧取豪夺（1）

　　　　陈果夫主掌中国农民银行后，亲自为农行制定了“清慎勤敏”的行训，并解释说：“一个不取为之清，深筹远虑为之慎，刻苦耐劳谓之勤，注重时效谓之敏。”这四个字，陈果夫真的做到了吗？深筹远虑、刻苦耐劳、注重时效应该说还可以过得去，但真的是一个不取吗？那是自欺欺人的，一个不取，他的农民银行的财富能增长得如此快吗？尽管陈果夫上台后，主动将自己的薪水由每月1200元减至1000元，尽管他亲自制定了《中国农民银行经营方针》18条，强调为中国农民谋福利、为农民服务等，但这都不能说明问题，最重要的是看他在实际工作中对农民是助还是夺，是取还是与。　　　　
　　　　首先，陈果夫十分清楚，中国农民银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它当初成立，就是为了反共防共，陈果夫现在也不能违背这一初衷，他在农行股东大会上就强调：“本行在民国二十二年创立时，为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至二十四年才扩大改组为农民银行。当时的主要使命，为恢复共匪蹂躏区域的农村经济。其股份虽有官股、商股之别，实际上根本无纯粹的商股。其性质和发展过程与其他国家银行不同。”蒋介石也一直把农民银行作为反共的工具，他要求农行职员必须加入国民党、三青团，陈果夫担任董事后，蒋在给陈果夫的信中，仍然十分强调农行的政治作用，要求农民银行“以经济力量配合乡镇保甲制度组训农民之方法。”以更好地反对共产党。要反共，就必须在经济上支持地主、剥夺农民。　　　　
　　　　其次，陈果夫千方百计想赶走孔祥熙，主掌农民银行，为的就是发展官僚资本，既要发展官僚资本，怎能一个不取，为农民谋福利呢？1．发放“农业贷款”，支持地主盘剥农民。　　　　
　　　　农民银行作为专门的农业银行，中心任务应是农业贷款、土地金融及普通银行业务，其中农业贷款是农民银行一大特权，这是一笔巨额财政专项拨款，一般分为普通贷款和特别贷款，普通贷款用于农业生产、加工、种子、运输、副业等；特别贷款用于茶叶、蚕丝等，一般春荒时贷出，秋收后收回。陈果夫为了牢牢掌握这笔拨款，亲自拟定了“放款政策”方案，提出优先贷款的原则，对农村的地主、富农、工商业者优先，对官僚资本企业优先，实际上大量资金均进入这些领域。对一般佃农，陈果夫也规定给以贷款，但“佃农自己备有资金1/3以上，欲为自耕农者，应由下级金融机关，依照上级专业金融机关之计划与指示、贷与款项、购买土地。”但当时农村的情况是：佃农生活极端贫困，一无土地、二无生产资料、三无资金，只靠出卖自己的劳力过活，哪有1/3以上的资金呢？农贷实际上是把他们排除在外的。另外，按《中国农民银行农贷办法》规定：发放农贷必须“邀请当地民意机关及有关团体与地方公正士绅、协同办理，以迅事切，并示公开。”这样，农贷发放实际上掌握在当地地主豪绅手中，他们怎会把这种好处让给农民呢？当然，有些地方更加巧妙，乡长、村长、地主豪绅在信用社向他们放款时，他们也填上农民的名字，而实际上他们自己将贷款扣押。到秋收后收款时，农民莫名其妙地要还款，“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既不愿偿还没有见过面的借款，扣掉的钱已经追不回来了，可是银行的钱仍必须还，最后晦气的当然还是农民”。所以，陈果夫所标榜的这种为农民谋福利的农贷业务，实际上是坑害农民，就连当年国民党金融管理局长李立侠也说，农民银行“所谓支援农业，实际上是支援了地主、豪绅、还乡团”。　　　　
　　　　陈果夫还以主持苏政时期的经验为由，将中国农民银行变成农产品的最大承包商，他以农行的经济优势，要各地分支机构大建粮食仓库，然后由农行出面收购粮食，他们并不是用现金，而是用所谓粮食库来收购，农民将粮食交给农行后，便得到一张粮食库券，然后凭粮食库券按市价去兑换粮食。这样，陈果夫仅一张废纸便囤积了大量粮食，仅以发放和兑换之间的差价，农行便大发其财了，更不用说粮食价格暴涨时，农行的收益更是难以估计。当然，更重要的是，陈果夫以此办法，将全国粮食掌握于自己手中。　　　　
　　　　当时，解放战争正激烈进行，为了应付战争，蒋介石需要大量军粮，原由国民党政府粮食部收购，但粮食部一是收不起来，二是大量贪污粮款，蒋介石便将收购军粮的任务也交给陈果夫，由农民银行独家办理。蒋介石将粮款交给农民银行，农行在收购中赚手续费，手续费为收购金额的3％。陈果夫从1946年开始一直办理此项业务，从中大获其利，并多次受到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表扬。陈果夫更是卖力，他曾设想将收购粮食完全纳入农民银行的业务范围，使农民银行成为全国最大的粮食托拉斯，后因全国解放，这一设想成为泡影。　　　　
　　　　2．举办信托业务，从事商业投机。　　　　
　　　　对于农贷与粮食收购中的大量获利，陈果夫并不满足，他在主掌农民银行后，其业务活动的重点便转向信托活动。以前，农民银行靠滥发钞票大肆赚钱，1942年发行集中了，农民银行被取消了作为“法币”发行银行的资格，靠发行赚钱的这块肥肉被挖掉了，因此，便把重点转向倒卖物资，转向信托的商业投机。当时，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使产业利润落后于银行利润，银行利润又落后于商业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银行把资金抛到商业投机的活动中可瞬息万利，陈果夫正是看准了这一发财的契机。　　　　
　　　　中国农民银行信托部总部设在上海，同时在南京、汉口、杭州、广州、福建、重庆、汕头、蚌埠、西安、南昌设有分部。中国农民银行的纯益大部分来自信托部，而农民银行信托部的纯益，主要来自中国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