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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部分

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2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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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处。唐文化摄取外域的新成分,丰富了自己,又以自己的新成就输送给别人,贡献于世界。长安正就是这样一个各民族相互影响,各种文化相互流通的中心点。封建的旧史家,从大民族主义观点出发,妄自夸矜,说“四夷八蛮,翕然向化”;近世资产阶级学人,适应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需要,片面渲染“西域文明”:都不过是些别有用心的谬说,并不符合于历史的实情。
  唐代长安的文化交流表现在许多方面。由于唐文化各个方面有长有短,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域外文化的诸方面发展程度也不相同,表现在中外文化交流上,或摄取多于输出,或输出多于摄取,各方面也就显得参差而异样。下面叙述的只是几个最主要的方面。
  一 宗教
  宗教是剥削阶级的骗术,麻痹人民的毒品,严格说来,它本身并不能算作文化,而只能算作愚想妄说。但是宗教要起到害人的作用,就必须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条件相结合,构成传教的工具。因此,宗教的传播又往往同时伴随着文化的流通。
  唐代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宗教是佛教。佛教自天竺传入中国,为了适应中国统治阶级的需要,在原来的怪僻面目上,逐渐添增中国的色彩,最后变为带有中国特色或者说是中国化的佛教。中国佛教各宗派又同中国文化一起,向域外流传。唐代中国成为佛教的转运站,长安是其中最大的一个站。关于佛教各宗派在中国的传布状况已有专节论述,这里只说一说唐代佛教的对外影响。
  有唐一代,中国佛教对外影响最大的是日本。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 中国佛教各宗派的传播
  三论宗自后秦时鸠摩罗什传入中国,隋末唐初,吉藏在长安延兴寺传法,弟子高丽僧慧瓘于六二六年(庸武德九年,日本推古三十三年)去日本。三论宗开始在日本传布。日本三论宗的第二代传人智藏虽然不曾到过长安,但先来中国南方学法,归国后著《三藏要义》,成为慧瓘的继承人。智藏而后,第三代传人是著名的道慈。道慈曾随遣唐使来长安,学三论、法相,在长安达十七年之久,归国后为三论宗的名僧。可以说,日本的三论宗完全是来自中国。日本法相宗的第一代传人道昭,曾来长安求法,直接从玄奘学法。第二代传人智通智达也先来长安,就玄奘门下为弟子,归国后始传法相。第三代传人智凤、智鸾、智雄,第四代传人玄昉,都曾来中国,为濮阳智周的弟子。鉴真去日本,带去新译《华严经》八十卷,七四○年(日本天平十二年)经新罗僧审详讲授,日本开始有华严宗传入。日本天武天皇时,道光来唐朝学习戒律,依道宣之南山宗,著《四分律抄撰录文》一卷,律宗始传入日本。鉴真东渡后,日本天皇诏“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尚”。鉴真在唐招提寺传戒,律宗遂得正式建成。中国特色最为浓厚的禅宗,也在唐朝传到日本。唐高宗时,日本僧道昭随遣唐使来长安,从玄奘学法,后至相州(河南安阳)隆化寺从慧满(禅宗二祖慧可弟子)习禅,道昭在日本建禅院传法,为日本传禅宗的始祖。道昭逝后,唐朝僧人道璿去日本,为日本禅宗第二代传人。道璿在唐师事普寂,为神秀的再传弟子。从此,禅宗的北宗在日本作为一个宗派而存在。此外,空海之传密宗,最澄、圆仁之传天台,凡是中国所有的宗派,日本僧人全部接受了,只有禅宗南宗,在唐时未被日僧接受,因之南宗对佛教的破坏力,在日本不曾显现,等到南宗失去破坏力,才传到日本,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不在唐与日本文化交流的范围内了。
二 中国新译经典的流传
  佛教是天竺传来的宗教。佛教的流传必须依靠经典的翻译。中国佛经翻译早在东汉时已开始,唐代进入了一个繁盛的新时期。由于唐朝廷的提倡,前代僧侣的私译转变为朝廷敕设译场的公业。宋《高僧传》记唐译场制度,职司多至九职,一译主、二笔受、三度语(译语)、四证梵本、五润文、六证义、七梵呗(开译时宣呗)、八校勘、九监护大使(钦命大臣监阅)。其中如润文、证义又例由多人分担。这样,每译一经,合众人才智,经几度勘修,译事确是更为完善了。西域南海僧人陆续来长安求法,参与译事,共证梵言,也大有助于译文准确性的提高。此外,唐代译经还有一个重要的新特点,即玄奘以来历代僧人西行求法,自天竺、于阗等处,带回大量的梵经原本(玄奘带回的多至六百五十七部),西域南海僧也往往搜罗梵典,携来长安,借以提高自己的声名。隋以前译经多凭来中国的天竺僧口授,辗转相传,每失原旨。唐代有条件取证原本,披析文义,所谓“唐朝后译,不屑古人”(《续高僧传》语),旧译本无法与之比高低了。自玄奘经义净至金刚智、不空,主译名僧前后数十人,或译出中国前此未有的新经典,或舍旧译本,重出新译文,使唐代译经事业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唐高宗时道宣撰《大唐内典录》,其中《皇朝传译佛经录》说,“自贞观迄于龙朔之年,所出经论记传行法等合一百余部,一千五百余卷”。唐玄宗时,智升撰《大唐开元释教录》,编入藏经,自汉魏以来,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开元以后,历代续有增添。《贞元续开元录》载新译经论及念诵法,凡一百九十三卷。唐宪宗元和七年(八一二年)李肇撰《东林寺藏经碑铭》说:“开元庚午之后,洎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之季年,相继新译,大凡七目,四千九百余卷(包括注疏)。”东林寺经藏“合开元崇福四录,总一万卷”。此经藏一万卷总括中国译经及注疏在内,白居易称“一切经典,尽在于是”(《东林寺经藏西廊记》)。当去事实不远。唐代寺院藏经,以庐山东林寺与长安西明寺为最富。西明寺经藏,不知其卷数,但不会比东林寺过少。唐代中国有如此丰富的译经又聚集有如此丰富的藏经,通过日本僧人来唐,大量的佛典从中国流入日本。《续日本纪》说日本遣唐僧玄防于天平六年(七三四年)回国,次年进呈经论五千余卷。《正仓院文书》中天平十一年《写经司启》说:“合依开元目录,应写一切经五千四十八卷”。《开元释教录》撰成于开元十八年(七三○年),在玄防回国前三年。如果日本史籍所载属实,很可能开元大藏经全部传入了日本。日本平安朝来唐的名僧,在求法的同时,也继续求访经论携归本国。如最澄携回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空海携回二百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圆仁在扬州求得一百二十八部一百九十八卷,在长安求得四百二十三部五百五十九卷。日本僧求访带回的佛典,其中包含有少数梵本(如空海所携经中有梵字真言赞等四十四卷,圆仁在长安求得梵字经典八十余卷),但绝大部分都是汉译的佛典。唐代日本佛教的传布主要是依据这些汉译本,特别是唐人的新译本。
三 中国佛学著述传入日本
  唐代僧侣把中国传统的经学、历史学、目录学等治学方法应用于佛典的整理研究,出现至为丰富的佛学著述。隋以前的著述,据《法苑珠林杂事部》说“寻访长安,减向千卷”。唐代著述总在千卷以上,超过了长安所存的旧著。著述门类繁多,举其要者,可别为三类:
  一是佛经目录。佛经翻译由私业变为公业,佛经目录也由私修演为官修。所谓钦定、敕撰的佛经目录,始自梁武帝敕僧绍编撰的《华林殿众经目录》。唐代由朝廷敕修的目录有,唐高宗时静泰撰《大唐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武周时明佺等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玄宗时智升撰《开元释教录》,德宗时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四种。佛经目录由朝廷敕修,目的不仅在于诠次甲乙、提供检寻,而且“别真伪、明是非”、“摭拾遗漏、删夷骈赘”。列入目录的经典,算是经过审定,取得合法的地位。目录删夷,即被视为伪经私本,不得入藏。四种目录中,《开元释教录》编修最为精善,影响也最为深远。目录分大小乘为二部,每部分经律论。经律论又各分为若干细类,使诸经分别部居,是前此所不曾有的新创。《开元录》出,佛经的刻印传写均依此为定准。官修四种目录外,高宗时道宣撰《大唐年典录》十卷,号为精审。所创体制,多为《开元录》所吸收。在佛经目录中,是一部被人重视的著作。
  二是沸教史事的编纂。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叙历朝佛教史事。唐神清作《释氏年志》三十卷,采编年体,叙佛教事,成为系统的佛史。各宗派兴起后,又有宗史之作,专叙本派源流。如禅宗有《楞伽师资记》、《历代法宝记》。密宗有《海云师资相承记》。各宗派大僧,也往往单独立传,记叙平生。慧立撰《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详载玄奘游天竺始末,及长安译经历程,是一部重要的佛教历史书。他如行友撰《智通本传》、彦琮《法琳别传》、如净《道宣传》、吕向《金刚智行纪》、赵迁《不空行状》,均专写一个大僧的行事,这在天竺是无人能做的。又道宣著《续高僧传》三十卷,总叙梁以来至唐初的僧徒三百三十一人事迹,保存有大量的佛教史材料。义净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列叙唐初往西域诸国求法僧徒五十六人事迹,其中并包括自唐朝出发的吐火罗僧和新罗僧多人。义净自述作意是“实可嘉其美诚,冀传芳于来叶”,但同时也起着鼓舞中外僧人往来求法的作用。僧传而外,一行曾奉诏撰《释氏系录》(今佚),记述佛门仪律。怀海撰《百丈清规》,专记禅宗的戒规,都是属于佛教制度的著述。唐代佛史著述中,另一值得重视的名著,是长安西明寺僧道世编纂的《法苑珠林》。书成于唐高宗总章元年(六六八年),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大类书约略同时。道世依据浩繁的佛典,并旁采中国有关著述,撷取佛学故事,分类纂集,成为佛教史的一部百卷本大类书。长安西明寺僧道宣撰《广弘明集》三十卷,采中国历代关涉佛事的文篇,分类纂集,与《法苑珠林》同为影响较大的著作。
  三是佛经注疏。唐代译经事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经典义理之探求也随之走上了一个新阶段。佛经注疏的盛行,正是这个新阶段的产物。新经典传译,义理有待研求,旧经有新本,也必然相应纠补旧义,建立新解。各宗派树立后,尊一经为主体,注解阐发,自立宗旨。同一宗派的注家,解说之简繁、见解之浅深,也每每各自异趣。一经之注疏,往往多至数十卷。如礼宗撰《涅般经注》八十卷,澄观撰《演义抄》九十卷,明隐撰《华严论》,竟多达六百卷。大凡此类注疏,卷帙浩繁,语意琐碎,支离蔓衍,使人愈学愈迷惑不解。注疏家又好自立门户,凭空穿凿,表面上似乎是对佛学大有发挥,实际是走着两汉儒学“章句小儒,破碎大道”的旧路,儒学因烦琐而衰亡,现在,轮到唐朝的佛学了。
  伴随着中日僧侣的往来,唐人的佛学著述,也随同汉译经典一起,大量传入日本。日本奈良朝遣唐僧人回国,多有佛学著述带回。平安朝入唐名僧如空海、圆行等也将论疏带归本国。日本佛教的流传,依据汉译的经典,又参照唐人的撰述,使日本佛教成为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的佛教。
  此外,唐代中国的寺院建筑,也对日本发生了明显的影响。来长安留学的道慈,目睹西明寺之工巧,在长安描绘寺图归国。道慈在乎城京受命建大安寺,“所有匠手,莫不叹服”。大安寺之建制即全依西明寺的规模。唐中宗神龙元年(七○五年)令天下诸州各置寺观一所,名中兴寺,后改龙兴寺。玄宗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年),又敕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曰开元寺。日本天平十三年(七四一年)诏每国置僧尼两寺,僧寺名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尼寺名法华灭罪寺。日本学者认为,此种全国设寺,即所谓国分寺的建制,即是摹仿唐朝的龙兴寺或开元寺。鉴真去日本建唐招提寺,规模一依唐制,成为日本最为宏伟壮丽的寺院建筑,尤为佛徒所重视。
  唐代佛教也输出到渤海与新罗。开元元年,渤海遣使来唐,请礼拜佛寺。日本《经国集》有安言人《忽闻渤海客礼佛感而赋之》七律一首,有句云:“闻君今日化城游,真趣寥寥禅迹幽”。“方丈竹庭维摩室,圆明松盖宝积珠”。渤海佛教史料,颇少留存,但受到唐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新罗屡有留学生与学问僧入唐,影响尤为明显。义湘在唐学华严宗,一时负有盛名,华严宗因之传入新罗。另一新罗名僧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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