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20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生与学问僧入唐，影响尤为明显。义湘在唐学华严宗，一时负有盛名，华严宗因之传入新罗。另一新罗名僧慧超，自长安出发，巡游天竺。回长安后，撰《往五天竺国传》，是有关佛学和天竺史地的重要著述。
佛教而外，唐代长安还自中亚和西亚传来了多种新宗教。情形如下：
一、伊斯兰教七世纪初，大食人摩诃末创伊斯兰教，适当唐朝初年。大食正式与唐通使，始于唐高宗永徽二年（六五一年），在此以前，已有大批大食商人陆续来到中国。大食商人居唐奉伊斯兰教，但不在中国居民中传布。因此，唐代中国的伊斯兰教也只存在于大食商人聚居的地区。大食商人多居于广州和扬州，也大批留住在长安。唐宣宗时，大食人苏莱曼来中国经商，著《东游记》，记在广州的见闻说：“中国皇帝派一个伊斯兰教人处理在这里经商的伊斯兰教人相互间的诉讼。在每一个节期，由他领导大家礼拜，宣读天启，并为伊斯兰底苏檀（国王）祈福。”唐朝皇帝任命伊斯兰教官员，兼管政事与宗教，当即后来所谓“蕃长”。每逢节日举行札拜，广州大食商人区（所谓蕃坊）或已有清真寺建立。广州有唐时来中国的大食人旺各师墓。《天方正学》载《旺各师墓志》说，旺各师曾“再三留驻长安，因敕建大清真寺”。墓志所说，是否确实不可知，但唐代长安确有大批大食商人居住，唐朝准在长安建寺是可能的。
二、祆教（祆音仙xiān）相传早在公元前六世纪，伊兰西部人琐罗亚斯德创祆教。波斯萨珊王朝（二二六年——六四一年），奉为国教，始大盛行。其教创善恶二元论，以火为善神的代表，俗称拜火教。传入中国后又称火祆教。《魏书·灵太后传》说，灵太后“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说者以为，胡天神即是祆神。如果此说可据，北魏时祆教当已开始传入中国。唐时中亚一带康国、石国、安国、曹国、米国、史国都是祆教的信奉者。祆教也进而传入今新疆境内的于阗、焉耆、疏勒、高昌。西域各族人相继来到长安，祆教随之在长安日益流行。唐朝政府中有萨宝府，即专司祆教的组织。萨宝（回鹘语，原义为队商首领）即是管理祆教的专官。唐高祖武德时，在长安布政坊西南隅建胡祆祠，太宗贞观时在崇化坊立祆寺。据韦述《两京新记》及宋敏求《长安志》：长安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也都有祆教的祠寺。祆教在长安，确曾一度达到极盛的境地。唐武宗反佛，祆教同时被毁，祆僧勒令归俗，从此一蹶不能再起（宋时只有微弱的残余）。
三、摩尼教公元三世纪中，波斯人摩尼创摩尼教，立明暗二元论，声称摩尼为明之代表。摩尼教与波斯国教祆教相对立，二七七年，摩尼被波斯王巴拉姆一世处死，教徒多逃往中亚及印度。此后即在中亚一带流行。《佛祖统纪》说，武后延载元年（六九四年）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明与暗）经》来朝。《二宗经》是摩尼教的基本经典，拂多诞当是传摩尼教入长安的第一人。开元七年（七一九年），吐火罗国来献一解天文的摩尼教师（慕阇）。大抵此时摩尼教已在长安、洛阳等地传播。开元二十年（七三二年），唐朝廷下诏说，摩尼教“诳惑黎元，直严加禁断”。但“既为西胡师法，其徒自行，不得科罚”。这就是说，禁止汉人奉教，西域诸国人仍得依旧信奉。安史之乱，回鹘兵入洛阳，毗伽可汗在洛阳遇摩尼教师传法，携睿息等四教师回国。《毗伽可汗碑》说，“四僧入国，阐扬二祀，洞彻三际”；“开正教于回鹘”。可汗并自称“摩尼化身”。摩尼教从此自唐朝传入回鹘，又因回鹘助唐平乱有功，得到特殊待遇，摩尼恃势，更加推行于唐地。摩尼僧甚至伴随或充当回鹘的使臣往来于长安。大历三年（七六八年），唐朝准许回鹘在长安建摩尼教寺，“赐额大云光明寺”。李肇《国史补》说：“回纥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新唐书·回纥传》说：“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勾结）为奸。”想见摩尼教凭借回鹘的政治力量，在长安已有颇大的影响，并且和西域商人结合到一起。长安、洛阳而外，摩尼教也已在南方各商埠流行，故大历六年，又有回鹘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的纪事。唐武宗时回鹘破亡，摩尼教失去凭依，会昌三年，“天下末尼寺并令罢废”，“有司收摩尼书若像烧于道，产赀入之官”。摩尼教依仗回鹘势力，在唐地获得传教权，回鹘既破亡，摩尼教归于衰落，是很自然的。
四、景教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五世纪时创始于叙利亚人聂思脱里，又称聂思脱里派。此派在东罗马遭到排斥后，即传布于波斯。唐太宗贞观九年，波斯景教僧阿罗本来长安。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下诏准其传教，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诏书说：“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天宝时唐玄宗诏书也称“波斯经教”。大秦“景教”之名，不见于中国史籍，或者即是“波斯经教”的改称。明天启时，盩屋大秦寺（景教寺）出土僧景净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石后移至西安），碑中说，高宗时准于诸州各置景寺。景教寺院原称波斯寺，天宝时改称大秦寺。诏书说：“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想见景教的传布，早已不限于长安。据景教碑说，肃宗、代宗时，景教仍然得到唐朝皇帝的支持。武宗灭佛时，随同遭到毁灭性的一击。唐未至两宋，景教不再见于中国。
唐穆宗时舒元舆作《重岩寺碑序》说：摩尼、大秦、火祆“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释寺一小邑之数”。三教自西域传来，主要是在居留唐地的西域人中流行，并没有多少唐人信仰它们。这是因为当时佛教盛行，对三教起着抵制的作用。
二 语文与学术
中外交往的加强，促进了对外国语文的研究和介绍。由于僧人往天竺求法和需要翻译佛书，唐代出现了若干梵汉字书。沙门智广留心中天竺与南天竺的方音差异，以为“音虽少殊，文轨斯在”，撰《悉昙字记》，这是唐人撰著的一部梵文字书。义净撰《梵文千字文》（一名《梵唐千字文》），四字成句，每至第二十一句，必夹五言四句。这是梵汉对照的梵文读本，据义净自序说，“若兼悉昙章，读梵本，一两年间即堪翻译。”又有全真撰《梵唐文字》，与义净书大体相同。《隋书·经籍志》著录《婆罗门书》一卷，说“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婆罗门书》今不传，此书是西域人所作，不甚合汉人学梵文之用。义净等人写成学习天竺语文的字书，虽然未必一两年即堪翻译，但译经事业不再是胡僧梵僧所能垄断，多少减去一些译事上的神秘性。
自东汉以来，佛经翻译事业已开始促使学人借鉴梵音以治汉语音。唐代对梵语有进一步的研求，加以吐蕃语文在梵汉语文之间起了桥梁作用，对汉语音韵学有进一步的应用。唐末僧人守温，在《切韵》的基础上，归纳反切，制定汉语三十字母（声母），后经宋人增益（《广韵》增六母），构成三十六母的完整体系。陆法言（《切韵》）孙愐（《唐韵》）建立起汉语韵母系统，守温建立起声母系统，比起南北朝时代的反切来，大大前进了一步，汉语音韵学的基础由此奠定了。南宋郑樵《通志·七音略》说：“七音之韵，起自西域，流入诸夏……华僧从而定之，以三十六为之母，重轻清浊，不失其伦。”守温并不是专门的语言学家，因为他善于运用梵语字母的拼音原理剖析汉语，所以能作出这样的成绩。
外国拼音文字的传来，推动了汉语音韵学的发展，但不曾促使早已定型了的汉文字有所变易，相反，汉文字却伴随唐文化一起传播给相邻的民族。《旧唐书·渤海传》说，渤海“颇有文字及书记”。从现存的渤海人著作，可知渤海通用的文字即是来自唐朝的汉文字。日本在奈良元正朝（唐玄宗时以前），一般也只通用汉文。吉备真备随遣唐使来长安，留住十七年，精通汉语文，归国后取汉字偏旁，制成片假名，是为日本有本民族文字之始。平安朝空海自唐回国，又仿汉字草书，制平假名。片假名和平假名一直通用到现在，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有重大作用。追本溯源，不能不归功于唐代的中日文化交流。汉文字本来是一种烦难不便的文字，它之所以为某些民族所采用，只是因为要吸收汉文化，连载运文化的文字也一起吸收了，这和本民族的语言必然要发生矛盾。历史上有不少统治汉族的少数民族，由于不能克服这个矛盾，日久便与汉族融合为一体。能够自创与本民族语言相结合的文字，就意味着拥有自己的载运工具，从而有可能广泛无碍地吸收有益的文化。所以片假名平假名的创制，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大贡献。
汉文化以儒学为核心，到唐代已发展到很高的地步。经学和史学传播于域外，具有广泛的影响。
渤海国王大氏，原是高句丽的遗裔。高句丽时代已经传入五经、前四史和《文选》。渤海建国后数遣留学生到长安学习，文王并且派遣使臣来长安抄录《三国志》、《唐礼》、《十六国春秋》诸书归国。新罗国内，中国经史学传布尤广。七八八年，新罗设读书出身科，考试书籍订有《左传》、《礼记》、《文选》、《孝经》。傅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者并且破格擢用。新罗大批留学生在长安学习，归国后即可卓然自立。大约在唐朝建国前，新罗即开始使用汉字记录本族语言，称为“吏读式”。唐时，薛聪以吏读式译中国经书为新罗语，儒学流传得以更加便利。唐玄宗曾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主要就是指新罗重视中国的经史。
唐代学术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远。日本元明天皇时仿长安规制建奈良平城京，亦仿唐制度设大学寮。大学寮设明经科，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教授课本。遣唐留学生学成归国，往往担任经史的讲席，传授弟子。如吉备真备自长安回国后即“亲自传授”，“令学生四百人习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等六道”。与真备约略同时的膳大丘，来唐朝“问先圣之遗风，览胶庠之余烈”，在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为大学助教及博士，传授儒学。伊豫部家守在光仁朝随遣唐使来长安，习经学及《切韵》、《说文》、《字林》，返日本后，在大学讲授《春秋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公羊》、《谷梁》之学由此传入日本。
唐代长安是学术文化中心，也是藏书最富的都城。日本留学生在长安学习，搜集书籍，归国时每每携回大批经史书。吉备真备传来《唐礼》一百三十卷，对日本的政治制度和朝廷礼仪，有重大的影响。《续日本纪》神护景云三年（七六九年）十月条记：“大宰府言，此府人物殷繁，天下之一都会也。子弟之徒，学者稍多，而府库但蓄五经，未有三史正本，涉猎之人其道不广。伏乞列代诸史各给一本，传习管内，以兴学业。诏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可见中国经史书在日本已广泛流传，不仅京城收集繁富，而且也传播于外府。淳和天皇天长元年（八二四年）敕参议滋野贞主等编次古今文书，以类相从，八年成《秘府略》一千卷。《秘府略》是中国传入日本书籍的总集，是一部《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式的大类书。《秘府略》的编成说明唐代类书编纂法给予日本学人的影响，也说明日本收藏的中国书确是十分丰富。
唐代儒学在日本境年传布如此深广，也就不能不影响到统治阶级的政治观。日本文武天皇庆云三年（七○六年）三月的诏书说：“夫礼者，天地经义，人伦熔范也。道德仁义因礼乃弘，教训正俗，待礼而成。”四年的诏书又说：“凡为政之道，以礼为先，无礼言乱，言乱失旨。”元正天皇养老五年（七二一年）的诏书说：“至公无私，国士之常风，以忠事君，臣子之恒道焉。”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八年（七五六年），前代圣武天皇崩，孝谦下诏说：“居丧之礼，臣子犹一，天下之民，谁不行孝。”天平宝字元年（七五七年）诏书又说：“古者治民安国，必以孝理，百行之基，莫先于兹。”礼和忠孝都是中国儒学的基本内容。唐代统治阶级用以巩固封建统治的儒学，由此演为日本统治阶级的政治指导思想。
唐朝与西域诸国交往频繁，但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