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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部分

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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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骚》以后,这首诗应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二次出现的伟大诗篇。
  西汉的文学和艺术,一般表现为寓巧于拙寓美于朴的作风。在经济发展、统治阶级肆意剥削纵情享乐的东汉时期,这种作风是不能满足精神生活的要求的。这就必须变革。但是,东汉又是保守势力极强固的时期,变革必然受到大的阻碍。要实行变革,非有特殊地位的人出而提倡不可,汉灵帝终于代表变革派担负起提倡的责任。汉灵帝在政治上是一个极昏暴的皇帝,在文学艺术上却是一个有力的变革者。他招集辞赋家、小说家、书法家、绘画家数十人,居鸿都门下,按才能高下受赏赐,保守派首领杨赐斥责这些人是“群小”,是“驩兜共工”,又一首领蔡邕斥责他们是小才,是俳优。因为汉灵帝想利用变革派来对抗太学名士,所以不顾保守派的反对,待变革派以不次之位,让他们做大官。这样,文学与艺术在变革派的影响下,开始出现了新的气象,也就是说,质胜于文的旧作风开始变为文质相称的新作风。
  这种新作风表现在文学上,就是两汉至南北朝文学史上最突出的“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建安文学。
  曹操凭借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逐次统一了黄河流域。东汉末年大丧乱以后,出现一个以邺都为中心的文学乐园,对全国著名文士的吸引力是很强的。曹操曹丕曹植都是大文学家,都能和文士们相处。曹操残暴,对待文士却能宽容。曹丕居太子尊位,旷荡不拘礼法,例如王粲葬时,曹丕率众文士送葬。曹丕对文士们说,仲宣(王粲字)爱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这可以想见曹丕和文士们日常相处的态度。曹植更不守礼法,饮酒无节,任性而行,是一个纯粹的文士。三曹提倡于上,饱经灾难心多哀思的文士们,忽得富裕的物质生活,安静的创作环境,各人的才能都无阻碍地发挥出来。建安文士,数以百计,其中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瑒(音羊yáng)各著文赋数十篇,声名最高,称为建安七子。这时候诗赋骈文都达到最高峰,特别是以曹植为首的五言诗达到最高峰的绝顶。《文心雕龙·明诗篇》评它的特征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正因为气(情意)、才(辞采)兼备,所以文质相称,不同于汉诗的质胜于文,也不同于晋以后诗的文胜于质。
  建安时文士们还有一种优良风气值得表扬,那就是文学批评的提倡。原来文士们聚在一处,自以为各有所长,彼此不相服。曹丕《典论·论文篇》和《与吴质书》评论当时作者,从众文士中选出七子,指出七子的长处和短处,极为惬当。想见曹丕在平时不仅善于和众文士相处,而且也善于引导他们不走歧路。曹丕指出孔融等人都不能持论,理不胜词,独徐干辞义典雅,著论成一家言。这是公平的评论。徐干著《中论》二十篇,其中《核辩篇》最为精辟。《核辩篇》说“故君子之于道也,在彼犹在己也。苟得其中则我心悦焉,何择于彼。苟失其中,则我心不悦焉,何取于此。故其论也,遇人之是则止矣。遇人之是而犹不止,苟言苟辩,则小人也,虽美说,何异乎鵙(┲妹㈩熘┰铡薄2茇瞥缧旄桑莆虮蚓樱阋运得餮险囊槁墼谖氖咳褐姓忌戏纭2苤彩氖怯氖康牡浞叮⒉灰虼硕月K钚薜男爬锼担笆廊酥觯荒芪薏 F统⒑萌思サ湮模胁簧朴κ备亩āN舳【蠢癯⒆餍∥模蛊腿笫沃F妥砸圆挪还羧耍遣晃病>蠢裎狡停呵浜嗡赡选N闹讯瘢嶙缘弥笫浪嘀ㄎ嵛恼咝埃∥岢L敬舜镅裕晕捞浮N裟岣钢拇牵肴送鳎劣谥啤洞呵铩罚蜗闹侥瞬荒艽胍淮恰9硕圆徊≌撸嵛粗病薄O蟛苤材茄拇笪暮溃够队鹑恕凹サ湮摹保坝κ备亩ā保⑶乙参鹑巳笫挝恼拢敛涣呦АU庵纸】邓实姆缙搿拔娜讼嗲幔怨哦弧保案饕运ぃ嗲崴獭钡谋陕捌耆喾矗ò参难е悦朗ⅲ岢难酪彩且桓鲋匾脑颉!堆帐霞已怠の恼缕匪担敖衔闹疲说洌胁±郏婕锤闹峦醯弥诙M(音异yì)也”。建安的优良作风,保持在南朝,这也是南朝文学发达的一个原因。
  代表建安文学的最大作者是曹操和曹植,大抵文学史上每当创作旺盛的时期,常常同时出现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旧传统的结束者;一个是新作风的倡导者。曹操曹植正是这样的两个人物。
  曹操所作诗文,纯是两汉旧音,不过,因为他是拨乱世的英雄,所以表现在文学上,悲凉慷慨,气魄雄豪。特别是四言乐府诗,立意刚劲,造语质直,《三百篇》以后,只有曹操一人号称独步。不是他气力十分充沛,四言诗是不能做好的。说曹操是旧传统的结束者,他的四言乐府诗应是一个重要的特征。锺嵘《诗品》列曹操为下品,是齐梁人陋见,并非公评。
  曹植文才富艳,思若有神,被曹丕逼迫,满怀忧愤,发为诗文,情采并茂。他的五言诗,不仅冠冕众作者,而且为魏晋南北朝文士开出新门径。
  古代韵文在发展过程中,前后曾受过两次大的外来影响,因而形成唐以前古体和自唐以后律体的两大分野。第一次外来(对北方文学说来)影响是楚声。第二次外来影响是梵声。
  《诗三百篇》中有南(《周南》、《召南》)与雅(《小雅》、《大雅》)两种声调,雅(正)声即华夏声,南声即采自江汉流域的楚声。屈原宋玉作楚辞,在文学上有根高的地位,为文士所模习。楚人刘邦建立汉朝,爱听楚声,楚声盛行全国。汉世相和清商等曲,都属于楚声系统。旧的雅声衰息,雅声化的楚声也就成为华夏正声。唐时楚汉旧声衰息,雅声化的梵声也就成为华夏正声。楚声梵声并不是本身不变而代替雅声,相反,它们是作为一个新因素被雅声吸收并消化,因而产生新的雅声来代替旧的雅声。雅声吸收梵声,开始于东汉末年的音韵学,然后运用入文学。最先运用的文学家就是曹植。
  东汉时,印度声明论(音韵学)随佛教传入汉地。胡僧学汉人语文,利用梵文字母注汉字音。汉儒接受这个启示,用两个汉字当作字母拼汉字音,因此发现反切法,东汉末儒者孙炎、刘熙、韦昭等人都用反切法注字音,比读若法前进了一步。
  反切法逐渐通行,声与韵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专学,韵学应时出现了。最早的韵书是魏李登的《声类》十卷,晋吕静的《韵集》五卷。两书分字声为宫商角徵羽五类,还只能“始判清浊,才分宫羽”,为后来韵书作先驱。南朝人声韵学的研究愈益深入,著作甚多,最著名的有周彦伦《四声切韵》,沈约《四声谱》。所谓四声,即分字声为平上去入四类。凡韵书都是以四声或五声为纲,以韵目为纬。隋陆法言等八人采集各家韵书和字书,斟酌古今南北的声音,定声为四,定韵为二百零六,有字凡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自从《切韵》书出,声韵有了定准,后世诸韵书无不依据《切韵》,只是作些小的变革。不论方音如何繁杂,但在韵文或半韵文(四六文)上,全国文人的声音完全一致。这对汉族语言(写在诗文上的语言)的统一起着稳定的作用,意义是巨大的。
  上述音韵学由粗疏到精密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文学上吸收并运用梵声的发展过程。孙炎在音韵学方面开始作反切,相当于曹植在文学方面开始用平仄。
  西方佛徒传播教义,应用声律以制赞呗,韵合弦管,令人乐听。据释慧皎《高僧传·经师论》所说,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始依梵声创作梵呗,为学者所宗。这种说法很可能出自僧徒附会,不过,曹植诗中也确有运用声律的形迹。如“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赠白马王彪诗》);“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情诗》)等句,平仄调谐,俨然律句,不能概指为偶合。自然,这只是律诗最初的胚胎,距律诗的形成还很遥远,但既有胚胎,便会继续成长。陆机《文赋》主张“音声迭代”。就是说,一句中要平仄字相替代,不可全用平声字或仄声字。吴亡后,陆机陆云兄弟来洛阳。有一天,陆云与荀隐在张华家会见。张华说,你们都是大名士,不要说平常话。陆云拱手报姓名:“云间陆士龙”。荀隐答,“日下荀鸣鹤”。两句不仅对偶工整,平仄也完全合律,可见南北文士都在声律方面用功夫。宋范晔《自序》说“性别宫商(四声)识清浊(清音浊音)”;又说“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所谓根本,就是声律的确实掌握。齐梁时,声律的研究更深入,以沈约为代表,创四声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说。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里阐发声律的秘奥时说,“欲使宫羽(平仄)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范晔至死不肯告人的调声术,自沈约公布八病后,大为文士所遵用,梁陈时,律诗律赋大体上定型了。到唐朝,律诗律赋成为代表性的也是最盛行的文学。
  所谓雅声化的梵声成为华夏正声,实际意义就是有声律的文学代替了无声律的楚汉文学。
  文学史上古体与律体是两个大分野。自建安讫南朝是由古至律的转变时期。这个转变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声律的研究和运用。声律之所以被研究和运用,是由于受到梵专用的影响;也就是印度专用明论对中国文学的一个贡献。
  三 艺术
  汉族传统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史官文化的特性,一般地说,就是幻想性少,写实性多;浮华性少,朴厚性多;纤巧性少,闳伟性多;静止性少,飞动性多。这种文化特性东汉以前和以后,本质上无大变化。但东汉末年,经汉灵帝的提倡,文学和艺术在形式上开始发生了变革。这就是原来寓巧于拙,寓美于朴的作风,现在开始变为拙朴渐消,巧美渐增的作风。建安三国正是这个变革的成功时期。文学的成功已如上述,艺术的成功,下面举出书法和绘画两个重要部门。
  书法
  自甲骨文至小篆,文字与图画相接近。象形字描绘实物,指事字描绘虚象,会意字、形声字是象形字指事字的配合体。所谓“书者如也”,就是说每一字都象事物的形状(包括象声)。隶书离图画较远,楷书又较远,但书法与画法仍有相通处,因之书法在艺术上与绘画有同样的地位。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李斯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主,创制小篆体。古文籀文以及战国时六国异体文字一概被废弃,小篆成为全国划一的文字。小篆对古文籀文有省(省去繁复的形体)有改(改去奇怪的形态),在文字形体的改革上,显然有进步意义。不过,小篆仍属于古籀系统,字体圆形,书写不便。程邈摆脱小篆的拘束,创制隶书体,改圆形为方形,书写起来比小篆便利得多。这在当时是一种最进步的文字。王次仲(秦隐士)“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蔡琰说),创制八分书。八分书篆体多于隶体,是一种保守性的文字。又有隶草,是隶书的变体,书写比隶书更简易。两汉文字除汉元帝时,史游作章草,东汉末,张芝作今草(章草各字独立,今草前后字相连),刘德升作行书(草书兼真书),字体有些改革,其余沿用秦文字,并无新创。但有一点是特殊的,那就是两汉尤其是东汉,不少文士以“工书”著名,有些竟以写字为专业。经汉灵帝提倡后,书法在艺术上的地位更为显著。
  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了最高境界。蔡邕能画工书,八分尤为精工。一七六年(汉灵帝嘉平四年),蔡邕以八分体写《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五部经书,使刻工刻成石碑四十六块,立在大学讲堂前。这是有名的熹平石经。从经学方面说,它校正了五经文字,从艺术方面说,石经文字是两汉书法的总结。
  绘画
  两汉承春秋战国时期绘画的传统,以历史故事为主题,在宫室祠堂的壁上作壁画。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记壁画情形:最先是太古裸体怪形、质野无知的神话中人物。其次是黄帝尧舜,有衣裳冠冕。其次是夏商周三代兴亡。凡历史上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的事迹,国君的贤愚,政事的成败,都用来“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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