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世纪史第3卷-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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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任何一个统治者，其本地特权足够强大，这使他能够说服中部和北部意大利的大部分城市共和国和统治者，在1454年于洛迪达成二十五年的和平。这些城市及统治者包括费拉拉的埃斯特，曼托瓦的贡扎加（Gonzaga of Mantua），佛罗伦萨的美第奇，米兰的弗朗西斯科·斯福扎，甚至自私自利的威尼斯。
我们不应被这种感人的和谐所蒙骗，因为其主要动机是让人产生一种既无能又危险的感觉。城市没有了高效的民兵组织或有献身精神的执政官；商人们对共和制冷漠之至，他们中的文艺事业的资助者则感到自己是国际化的。因此，种种野心意愿都可以在这个半岛的周边及其体内繁荣一时。正是由于那不勒斯的阿拉贡人向罗马推进，由于查理七世试图恢复热那亚，由于法国皇太子路易派军反对米兰，而安茹的勒内正越过阿尔卑斯山，意大利人紧密团结起来了。只有土耳其人缺席，他们在进攻奥托朗托（Otranto）海峡和德国人，而腓特烈三世则降驾罗马加冕（1452年）。一旦这些危险消失，意大利人又恢复了争吵，外国人也卷入其中。1462年，安茹王朝对那不勒斯进行了一次新的无效的尝试。教皇与佛罗伦萨之间爆发了一次争斗，其间科西莫的重孙之一尤里亚诺（Giuliano）于1478年死去，路易十一与萨沃伊，接着与米兰（1475年）结成紧密的联盟。大胆查理对阿尔卑斯山通道形成威胁，而威尼斯的政策像天气一样多变。这种千变万化的情形没有什么结果，缺乏任何决定性的特色与影响，不值得审视。他们是意大利历史的烟雾，透过这些烟雾，我们依稀看见戴着皇冠的教皇、见利忘义的雇佣兵队长、被刺的统治者、鲜血和庆典。
但这些刺激了人们的欲望，到这个世纪的末端发展成为严肃的事情。就在这时，教皇英诺森八世以那不勒斯的安茹王朝理论上的王冠继承人的身份，自行召见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到意大利实施一些命令，并摆脱阿拉贡人，这很像他的继位者路易十二，宣称有权继承米兰的维斯康蒂家族（the Viscontis）的宝座。1494年瓦卢瓦王朝越过阿尔卑斯山，标志着近代战争和外交史的开始。阿拉贡的斐迪南已在两年前征服那不勒斯，没有他的帮助，他的表兄国王费兰特（Ferrante）就不能够再控制那不勒斯。在罗马，丧失信誉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不能使意大利人重新和解；在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破产了；在米兰，鲁德维克·斯福扎失去了控制能力，而威尼斯仍然是威尼斯。从此，意大利不过是法国、德国、西班牙为之进行长达三个世纪的争斗的肥美的猎物。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把这些新生的帝国主义力量冲突的故事提出来讨论，因为如同在帕维亚或罗马之劫停止叙述不合理一样，在马里亚纳（Marignan）停止也不合理。意大利一直走在其它国家前面，这方面则走的更远。当近代欧洲的诸多特点在法国、西班牙以及德国内部比较清晰地出现的时候，如果说英国、莱茵河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稍稍落后，意大利在1500年时已经置身近代世界了。
面向世界开放
book。sina 2010年03月29日09：50 新浪读书
“大发现”决不是近代历史独有的特征。如果将中世纪与航海者亨利（Henry the N*igator）或维斯科·达·伽马分开，或者将他们视作疯子、最好的幻想家——不管怎样，哥伦布现在仍被这样看待——人们就不能理解任何与中世纪的成就有关的问题。当然，这个热那亚水手向西航行时所说的“跃入未知世界”，本身是一种将两个时期分开的象征性姿态。我们一点都意识不到其重要后果吗？哥伦布的冒险只不过引来一个世纪的成百上千次的其它冒险，而其自身则是一个无法预见的大胆举动。然而我们必须在欧洲向边界以外的渗透、殖民地、奴隶贸易、鲜血等前面停下来，此前的一切属于中世纪，也只能由中世纪来解释。
为什么发现新大陆？
book。sina 2010年03月29日09：50 新浪读书
尽管对亚洲、非洲我们能连篇累赎谈论很多，但这种现象的确有些“奇异”，我们将试图追踪其基本特征。这种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拓展欧洲势力范围的行动恰恰成为了中世纪末期的标志。意大利、法国或西班牙人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似乎头晕目眩，或许在这个向他们敞开大门的世界面前感到害怕。对检视这些初始行动的历史学家，尤其是我们这些看到了结果的人来讲，这种一小部分人在长达4个世纪的时间内对新大陆的征服，与斯拉夫世界的驯服，*的边缘化或者是希腊世界的终结一样耳熟能详并且理所当然。周边世界和财富这次同样也置于西欧的处置之下。
一些资质条件是必须的。除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可能在中世纪早期有所接触之外，美洲是片未知的土地。正如我们所知，在哥伦布之前的基督教或*教世界的地图上都找不到她。*的地理学家计算出中国与马格里布相距16 000公里，这是个合理的估计，而他们相信这条路必须经过日本。至于基督教世界的地理学者，随着商用地图，或航海指南，以及平面球体图的出现，他们的认知大大前进了一步，不论他们是像托斯卡纳里（Toscanelli）那样的意大利人，还是像马丁·波海姆（Martin Behaim）那样的德国人，他们相信托勒密和古代人的计算，得出这段距离不超过4 000公里。这种差别至关重要，但在当时这没什么关系，美洲仍是个未知数，亚洲几个世纪以来与欧洲和*世界的历史纵横交织。虽对亚洲知之甚少，但至少自从希腊化时期，她已被很好地认识了。她代表着宝石、香料、丝绸和一个特殊的世界，*旅行者苏里曼（Suleyman）、阿布·扎义德（Abu Zayd）、伊本·科德布（Ibn Kordadbeh）、马苏迪（Mas’udi）在14世纪前已经访问和描述过。如同马可·波罗所见证的，通过这些人，欧洲确实了解了一些情况，甚至像季风或绿洲之间的距离这样的基本信息。基督教世界没有渗透这么远；圣路易派到可汗那儿去的方济各会的修士在蒙古平原中部遇到了一些“巴黎人”和“马赛人”，这些人属于边缘未被同化者，就像在中国的小聂斯托里（Nestorian）教徒区一样，本身是东方人。在北京、广州和印度，马可波罗只见到*人和一些犹太人。再者，当他1295年返回威尼斯口述他的*时，没有人相信他。因而，亚洲仍保留一种消失的伊甸园的形象，那里可能是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传说中的一位信奉基督教的中古东方国王兼祭司）统治，基督教世界希望亚洲成为从背后进攻*的同盟。人们知道到达那里的道路：从小亚细亚或地中海东部诸国出发走商旅队之路；从霍尔木兹海峡（Ormuz）或亚丁（Aden）走海路。到13世纪末，流传着这样一种看法：穆斯林关卡提高了欧洲宫庭喜爱的所有产品的价格，要摆脱关卡的筘制，就必须到亚洲去。非洲是另外一种情形。汉诺（Hanno）周航记及其它古老的叙述只存在于记忆中。她是一片有黄金和奴隶的土地，但基督教王国长期以来满足于柏柏尔人、埃及人，以及马格里布与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所供应的黄金，与非洲没多少联系。显然，他们是在埃塞俄比亚寻找祭司王约翰，跟踪流传在尼罗河或圣地的关于莫桑比克、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王国以及津巴布韦、莫诺莫塔帕（Monomotapa）的神秘的传说。但是渗透到穆斯林世界的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地带将巴马科（Bambuk）和塞内加尔，甚至埃及苏丹的科普特（Coptic）领导者们与地中海隔开，似乎完全是一种假设。就连安茹的查理都没有考虑它。
所以直到１４世纪初，地理上的好奇之心还不活跃，具体的优势也不太明显，还不足以摧毁这些独立世界的隔绝状态。但我们不应忘记亚洲的吸引力和神秘的非洲是怎样影响基督徒的潜意识的。
拯救野蛮人？
book。sina 2010年03月29日09：50 新浪读书
可以采用另一种视角。伊本· 巴图塔（Ibn Battuta）的作品在欧洲为人所知吗？1325年到1354年间不知疲倦的朝圣客穿过和描述过所有这些国家吗？是他们启发了曼德维尔的约翰（John of Mandeville，死于1372年，14世纪英国作家，著有《约翰·曼德维尔爵士航海及旅行记》，内容多取材于百科全书及他人的游记，关于他的种种传说无从确证）令人难以置信的骗局吗？这个约翰没有离开过巴黎，却把亚洲描述得那么详尽，以致直到这个世纪的中期，人们仍然相信他所讲的。总之，欧洲认为这些世界充满未被救赎的灵魂。卡拉科茹姆（Karakorum，古代蒙古帝国旧都）的聂斯托里教士们，接着是像1287年来到欧洲的拉班·索玛（Rabban ？auma ）那样的东方教士，鼓励传教阶层怜悯这些灵魂。使这些异教徒皈依是传教士的责任，至少要援助东方的基督教徒。加泰罗尼亚人拉蒙·吕尔（Ramon Llull）的伟大计划就是以传教代替十字军东征。这类尝试被组织过：1291年，被留下来挑战婆罗门和蒙特卡维诺的约翰（John Montecorvino）的方济各教士——波代诺内的奥多瑞科（Odorico of Pordenone）被任命为“北京大主教”。由于“蒙古和平”，教士们直至1320年或1325年，都能够旅行到远东。他们对非洲兴趣不大：圣弗兰西斯第一个考虑这个大陆，1219年派了两个发誓献身的男修道士到马格里布。大约在1220年，一个由名叫佩德罗（Pedro）的葡萄牙人率领的基督教民兵组织在马拉喀什被逮捕，但他们可能不是去改变人的宗教信仰的。
1340年至1355年之后，通往亚洲的道路被关闭，传教工作突然结束。乌克兰的蒙古人逮捕了传教士；明朝中国紧握宗教权力；*教在德里取胜。1402年，西班牙人克拉维乔（Cl*ijo）设法到了打败了土耳其人的帖木尔那里，想弄清帖木尔的意图。他发现是一个穆斯林而不是“上帝的惩罚”在解决他的问题；同时，图卢兹的伊萨尔盖（Ysalguier of Toulouse）如何将一个皈依的黑人王子从加奥带到加隆河畔当然只是一个传奇。黑人或黄种人接受洗礼的时刻肯定还没到来。
攫取财富？
book。sina 2010年03月29日09：50 新浪读书
然而，在不排除此后皈依教徒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欧洲人首先是要控制那些来自异域的大宗的产品：糖、胡椒，尤其是欧洲人已开始感到匮乏的黄金。西班牙于1384年，葡萄牙于1385年相继停止了金币的铸造；在意大利，金银的比率攀升至1：12；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的新矿平息了更北部地方的“饥荒”，但甚至这种调整对基督教王国都有不健康的影响。公共开支的增长驱使统治者走向战争之路，而战争吞噬了所有赢得的东西。即使14世纪末的贵族没有沉溺于骑士阶层的虚伪娱乐中，或者更实在地说，即使他们克制住了对新的食物的欲望——这种欲望使他们的饮食开支膨胀，使那些供应正告罄的零售商们焦急——他们仍然无法恢复远去的财富。地理的好奇、使异教徒皈依的希望、对黄金的追寻、摆脱租金危机的要求，以及可能已经存在的对自由劳动力的兴趣，所有这些都是增强人们勇气的因素。
事情总是这样，站在一个决定性事件的门口，很难区分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究竟是兴趣（如亨利王子，直至他1460年死去都对此事充满兴趣）还是热情（发现的热情在里斯本，接着在拉各斯（Lagos）的阿维兹王朝（the *iz Dynasty）涌动）促使葡萄牙在这些事务中起到关键性作用？这是一个缺乏黄金与工匠，濒临破产边缘的国家的冒险轻率的外逃，是一个慢慢培育的计划，还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另一方面，提供水手和船长的热那亚人、比萨人和加泰罗尼亚人是出于贪婪投身这种冒险，还是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提供有经验的船员？是因为这种介于波罗的海的缓慢的高弦帆船与脆弱的地中海平底大船之间的小吨位快帆船使得他们可以对抗大洋风暴，他们才敢做这样的冒险？或者，这种新型船在1440年或1445年之后投入使用是由于起初的失败？
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伊比利亚人和意大利人是多么顽强，他们试图通过绕开途经马穆路克埃及的路线的办法，以较低的代价到达亚洲，这意味着要冒险穿越黑非洲。从北到南跨过这个大陆的征程看来很快就放弃了。如同伊本·巴图塔和伊本·卡赫坦（Ibn Khaldun）告诉我们的，黑人帝国当时处于辉煌的中世纪巅峰。努佩国（Nupé，今尼日利亚中西部尼日尔河和卡杜纳合汇合处附近地区）的贝宁艺术，以及廷巴克图或刚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