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49-动物园的历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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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向往自然（20世纪）第九章 公众呼声（1）
说到动物园在20世纪的大众化进程，伦敦摄政王公园可谓一个缩影——它既是首批推行自由化政策的动物园之一，又是最后一批取消所有限制的动物园之一：1847年时，它在6个工作日向非会员开放；1940年时，它仅在星期日下午向非会员开放；1957年时已变为星期日上午。1880~1910年间的大多数动物园都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过程，尽管大众百姓经常性地游园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随着西方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可能。很少有人讨论公众观念对动物园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大众乐园
各项研究显示，动物园游客量在20世纪前半叶急剧上升：1900、1920、1930和1950年分别为400万、600万、800万和1850万。来自私人动物园的数据支持了这一结论，当然，实际情况会受到地方因素的影响。摄政王公园的游客量曾在1900和1930年间剧翻两倍（从70万到大约200万），但在20世纪50年代下降了1/3，来自更大也更加现代化的惠普斯奈德公园（Whipsnade，1931年开放）的竞争是一个重要因素。罗马动物园的经济困境和其他难题致使它的游客量起伏不定。柏林动物园的游客在1900~40年间上涨一倍（从100万到200万），1945年之后因经济崩溃和政治分裂而迅速下降，直到1952年才恢复到战前水平。在20世纪的前三十余年中，进步最大的是欧洲各国首都（两倍或三倍）以及安特卫普、柏林、里斯本、伦敦和斯德哥尔摩等大都市的动物园。每到周日，它们便会迎来不计其数“如痴如醉”的游客。世纪中期之前，其中的一些（里斯本，斯德哥尔摩）仍在继续成长，但一些中小城市的动物园发展更快，如法兰克福和巴塞尔——后者已被H·埃迪格整改一新。
尽管我们难以获得20世纪最后三十余年中的可信数据，但很明显的是，这段时期内的进步甚至更为显著：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欧各动物园的游客总量已达到1亿5000万左右。不过，动物园的增多、自由化趋势和层出不穷的新形式加剧了它们的优劣分化。许多城市动物园的成长速度开始放缓，这与汽车的普及不无关系。苏黎世动物园的游客量在1950~60年间上涨68％之多，但此后直至1974年仅增加15％。巴塞尔动物园的游客量在1950~56年间增长数倍，但之后直到1979年仅上涨40％。首都城市和大都市的动物园普遍每况愈下。从1968年到1984年，巴黎植物园的游客量从70万降至50万多一点，温森斯动物园从150万跌至100万。在摄政王公园，这个数字从1950年的300万一路滑到了1990年的130万，因为伦敦人更喜欢郊外公园。整体上升趋势似乎主要是建在乡村地区的新公园的贡献。
今天，动物园依然门庭若市，某些动物园已经是全球休闲业中的佼佼者：如年游客量达100万左右的巴塞尔和哥本哈根动物园，每年迎宾300万之多的巴塞罗那动物园等等。这种发展是三大因素的结果：第一是社会限制的取消，第二是大众化定价策略的普及，最重要的是经久不衰的异域风情热。譬如，殖民展览曾在两次大战之间盛极一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拥有野生动物成为中产阶级的时尚，而这在现代早期只是贵族阶级的爱好。
一种有趣的新现象出现了：那些被剥去了浪漫色彩，表现出一种敬畏感和交流愿望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受欢迎。很有必要详细分析一下这种观念转变。它开始于1890~1900年间，也就是野生动物保护措施初露锋芒的时候。1909年起源于英格兰的童子军（BoyScout）运动的成功便是一个信号。要理解（尽管谈不上完美地解释）这种变化，我们可以参阅同时期内出现在盎格鲁…萨克森和日耳曼世界的大量文学作品，包括拉迪亚德·基普林的名著《森林王子》（TheJungleBook，1894年）和《金》（Kim，1901年）以及赫尔曼·朗斯（HermannLö；ns）的《MonLivrevert》（1901年）。在杰克•；伦敦（JackLondon）的《野性的呼唤》（TheCalloftheWild）中，小狗巴克的归宿与《白牙》（WhiteFang，1906年）中的那只狗截然相反，后者离开了人类同伴，重新追随了他的祖先——狼。在《北方游牧民》（NomadsoftheNorth，1919年）一书中，詹姆斯•；奥利弗•；柯伍德（JamesOliverCurwood）讲述了一只狗和一头熊的友谊。野生动物代言人格雷·奥尔放弃了在加拿大的捕兽生涯，因为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他明白，他更需要保护而不是毁灭生命。在成为一个动物保护区的主管后，他用《荒野朝圣者》（PilgrimsoftheWild）和《空木屋的故事》（TalesofanEmptyCabin）宣扬了美洲土著人的自然观，两书都在20世纪30年代被欧洲各地转译出版。1945年之后，持续不减的热潮催生了大量野生动物电影，如美国的沃尔特•；迪士尼1947年之后制作《海豹岛》（SealIsland）和《在海狸谷中》（InBeaverValley），瑞典人阿内·萨克斯多夫（ArneSucksdorff）的《大冒险》（TheGreatAdventure），弗雷德里克·罗西夫（FrédéricRossif）的《LesAnimaux》（1963）和《原始的节日》（LaFêteSauvage，1975），以及雅克·库斯托（JacquesCousteau）的许多作品。近来，简·古多尔（JaneGoodall）和辛西娅·莫斯（CynthiaMoss）等实用生态学家的平民化科学也广为传播。
在欧洲，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崭新的社会风尚和更充裕的自由时间。一战之后，工时改革步伐加速，奥地利（1919）、意大利、波兰、法国、瑞典和英国（1937~1939）陆续实施了带薪假期制度。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大多数人都会在家中消度周日和假期，其他时间则会外出散步，到周边乡野或动物园中找寻绿色空间和别样风景。以经济增长和汽车普及为特色的50和60年代可谓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这段时间，许多人开始为娱乐而旅游。20世纪后半叶，带薪假期的延长和双休周末的确立又加强了这一趋势。乡村远游、海滨和山中假日以及体育休闲活动的不断发展无疑对度假胜地的崛起贡献不菲，城市动物园则相形见绌，游客量开始轻微下滑，尽管代步汽车方便了公众的游园之行。
家庭旅行
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大量相关调查为我们详细了解近十几年的动物园游客提供了依据。大多数城市动物园都有一批忠实顾客：在1974年，米卢斯动物园的游客中有25％是季票持有者；在80年代早期，温森斯动物园的游客中有75％每年至少游园两次。有人在研究了1968~84年间的巴黎植物园和温森斯动物园后发现，春季和暑假是游园高峰期，以学生旅游和宜人天气为特征的5月和6月份也是旺季。同时，边远地区的动物园似乎一直魅力不减。在坐落于海岸的锡让（Sigean）探险公园，有87％的游客（学生和旅游者）是在5月和10月之间来访的。其他时间客流稳定，游人大多来自邻近地区。学校旅团和家庭（尤其重要，在1969年占法兰克福动物园总游客量的3/4）在任何地方都是主力军，因此，绝大多数游客都是儿童和25~40岁之间的成年人。
第三篇 向往自然（20世纪）第九章 公众呼声（2）
不同国家的游园热度似乎高低有别：例如，德国高于法国，法国则胜过西班牙，动物园数量的差异已经反映了这一点。但由于资料不足，我们无从判断这究竟是一种稳定的状况，还是已经在渐渐变化。巴塞罗那动物园将这种国别差异归因于教育水平和兴趣程度的不同，我们认为生活水平的差别也是一个因素。196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各国国内也存在明显的冷热分化。在当时的西德，卡尔斯鲁厄居民的平均游园率高达每人每年4次，法兰克福是3次，柏林为1次，汉堡只有1/2次。这种差异可以用地方人口的多少、私人动物园的接纳能力、它们的声誉、它们的价格结构以及来自其他娱乐形式的竞争来解释。
但说到游客群体的社会构成，所有动物园似乎都是大同小异的。在法国，20世纪70年代的一项调查发现各地动物园的游客结构极为相似：中层管理者占20％左右，白领职员占15~30％，技术人员为5~10％，劳工是5~15％。1969年的法兰克福也大致如此，有40％的成人游客是白领员工或公务员。这些数据表明，动物园深受下层中产阶级的欢迎。我们无法确证这种状况的起始时间，尽管两次大战之间似乎最有可能。考虑到收入水平，劳工比例的增长或许较晚；比如在1935~40年的日内瓦，游览动物园仍属奢侈消费（门票价为1瑞士法郎，儿童享受半票）。这家动物园在星期四向有成人陪同的儿童提供免票优惠，还曾组织半价“人民日”活动。但居住在附近地区的工人阶级百姓很少游园，因为对月收入最多不过200法郎的家庭来说，门票费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决定是否光顾动物园的往往是儿童。早在1829年，英国便出版了第一本面向儿童的摄政王公园游览指南《亨利和埃玛的动物园之游》（HenryandEmma’sVisittotheZoologicalGardens）。资料显示，从19世纪后期开始，动物园管理方便一直在关注着儿童的需求，尤其是在选择游乐项目和动物的时候。进入20世纪，儿童的重要性愈发突出，这是因为学校教育的进步使有组织游园迅速兴起，而且孩子们越来越受家人的宠爱。动物开始统治儿童的想象力。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为数不多；有人认为它起始于19世纪，尽管18世纪的查尔斯·佩罗（CharlesPerrault）所创作的童话故事众人皆知。在20世纪，随着毛绒玩具（包括各种野生动物）、画册、连环画＇如让·德布吕诺夫（JeandeBrunhoff）的《小象巴巴尔》（Babar，1931年）＇和动画电影（如1928~32年间在欧洲大获成功的迪士尼）的流行，儿童与动物更加亲密无间。这类书籍和电影有时候用拟人化手法表现自然生境中的动物（《森林王子》、《狮子王》、《小熊维尼》），有时候将动物置于拟人化环境中（巴巴尔，米老鼠，小飞象，忍者神龟）。通过将真实动物转化为假想角色，它们逆转了现代早期的那种趋势：给看起来神秘多奇的动物添加更多的现实色彩。
4到10岁之间的儿童最爱动物园。更小一点的孩子往往只喜欢观看小动物（鸽子，麻雀）；更大一点的孩子则已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对动物园的兴趣。但是，4至10岁的儿童会将自己的想像赋予他们所看到的动物，因此，这些动物实际上充当了某种虚拟想像的现实例证。孩子们总是首先观察动物的形态，评价它们的标志性特征（躯体，脖颈，驼峰），根据自己的经验识别它们。他们会询问动物的名称，也可能自己给动物起一个名字。最小的孩子（5到6岁）会与动物说话，将它们定位在人类世界中（房子，爸爸，妈妈），而且更喜欢那些外形与他们的毛绒玩具相似的动物。稍大些的孩子钟爱书籍和电影主角的现实原型，而且会将这些主角的特征当成真动物的特征。一些作者认为这是对动物世界的曲解，模糊了充斥着残酷和生存之争的自然现实。但这种看法本身也是错误的；孩子们只不过是放大了大人们的拟人化认识。
在两次大战之间，动物园负有公众教育义务的论调达到了最强音。巴黎植物园在1933年宣称，用教育性娱乐充实“法国式民主”是有必要的。这种观念太过流行，以至于1931年的《20世纪词典》（20thCenturyLarousse）给动物花园下了这样一个简单至极的定义：“一个为教育游客而饲养本土或外来动物的地方。”直到20世纪50年代，类似观点仍处处可闻。例如，捷克人埃里克·泰林内克（ErichTylinek）在1933年声称动物园是“最好的儿童学校”和“成人的补习学校”。在世纪中期的英格兰，信奉教育功能的动物园所开办的儿童课程大获成功。在摄政王、惠普斯奈德和佩恩顿（Paignton）公园，这类课程包罗万象，涉及大型猫科动物、爬行动物、猴子和其他一些动物的生态状况、运动、饮食和社会行为等。
中学和其他中等教育形式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时期的公众教育观。在魏玛德国，学校为便利自然研究而设立了乡村附属机构。这些变化与工人阶级组织休闲活动的愿望是合拍的。地方富豪们成立了园艺、音乐、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