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49-动物园的历史-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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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和其他中等教育形式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时期的公众教育观。在魏玛德国，学校为便利自然研究而设立了乡村附属机构。这些变化与工人阶级组织休闲活动的愿望是合拍的。地方富豪们成立了园艺、音乐、体育和散步等特殊爱好的城市派队和协会，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和法国，回归自然与物质再生理念紧密相连。神职人员的青年俱乐部、体育团体和音乐团体如雨后春笋搬不断出现。各大商会也创立了以推广健康休闲为宗旨的组织。在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政治、经济、宗教和工会领袖们一致认同：人们应该将自由时间用在精心选择、监管有方的教育性活动上。
这加剧了精英文化与流行文化的分化，前者以智力活动和个人才能的发展为核心，后者则更为世俗实际。大势所趋之下，富贵名流们渐渐疏远了动物园世界，这种趋势在一战之后便有加速迹象。除了文化氛围，或许还有其他因素，杰出博物学家的稀缺和动物园中的扰人异味都是其中之一。（看到女士们用手帕捂着鼻子进入日内瓦动物园，恼羞成怒的园长贴出了这样一条告示：“你访问的是动物园，不是香料店。”）在某些地方，精英阶层积极倡导动物花园的大众化。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马赛，社会主义市政府要求教师们带领学生参观动物园，甚至有组织成人游园的想法。1924年，市长决定给动物园新近引入的第四头印度象更名。他认为弗雷泽（Frazor）这个英国名字听起来太势利了，于是这头大象被命名为“女士（Poupoule）”，其他一些动物也被起了“范尼（Fanny）”这样一个名字！
很难判断这种教育事业对游客本身有多大的影响。但由于它声势最盛的时候正是游客量急剧上升的时候，它或许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日内瓦，手艺人、下层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接受了它，希望提高自身素质的劳工阶层偶尔也会参与。父母亲们会带着孩子游览动物园，这有时候是对优异学习成绩的奖励，有时候是为了帮助孩子完成功课。但在20世纪60年代，精英阶层的教育理想最终破灭，因为国家减少了对社会和文化事务的干预，而且各类群体在同时期的抗议运动的影响下发出了自主呼声。1985年的一项对摄政王公园的研究发现，游客在猴笼前的平均观赏时间仅为46秒，在一个设有100个兽笼的动物馆中也只会停留32分钟。这跟“欣赏”电视节目甚至博物馆艺术品的速度差不多，完全谈不上细致观察。我们不知道游客观察速度是否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无论如何，近期的研究已经证实，接受教育并不是现代人访问动物园的主要动机。
第三篇 向往自然（20世纪）第九章 公众呼声（3）
在美国，动物园被视为类似于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文化机构（1888年9月的一项法案便做出了如此论断），但由于客流量无可比肩，它们享有更高的地位。在1909年，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迎接了160万名游客，得到了1亿1000万美元的津贴，而同城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仅有938000名游客和850万美元津贴。精英阶层实际上把动物园看成了一种公共性的社会必需品：作为下层阶级的教育和娱乐工具，它们的成本应该由纳税人负担。对这一问题的无休止争论出现在了各州和全国性的媒体和政治辩论中。1870~1930年间，负债累累的费城动物园和辛辛纳提动物园在一番“廉价日”试验后均由私营转为公有。芝加哥的林肯公园则“集中体现了19世纪后期的市政动物园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布朗克斯动物园的创建者威廉•；T•；霍纳迪主张用动物园重新激发爱国激情，因为动物园是“美国理想的最真实表达”。《科学杂志》（ScienceMagazine）在1899年称赞说：“ 美国科学的精髓已被唤醒，人类将主动干预，阻止＇动物＇毁灭。”艾尔弗雷德•；布鲁克斯（AlfredBrooks）更是在1921年断言：“没有一个接触过动物的孩子会成为职业罪犯。”
这样的乐观宣言并没有得到现实的支持。动物园的邻居们抱怨的不是动物，而是赚得满钵金的饮料摊所滋养的酗酒恶习。不接纳黑人的动物园不多，但黑猩猩常被戏称为“雷默斯大叔①”，霍纳迪也喜欢鼓吹白种人的优越性，就好像是白人让非洲人保护不力的非洲野生动物活了下来。1904年，他批准在灵长动物笼的旁边（甚至里面）展出曾出现在世界博览会上的“奥塔•；本噶（OtaBenga）”，或曰“巴特瓦…俾格米人（Batwa…pygmies）”。但这一试验因公众的抗议而中止了，而且至今仍被当成一个种族孤立案例。最初，黑人们在每一个复活节后的星期一都会聚集在动物园中玩“滚彩蛋”游戏。但1960年之后，由于白宫花园中的年度滚彩蛋活动将黑人儿童排除在外，黑人们终止了这一传统。在1900年，华盛顿公园中的“有色人种”欢庆人群有6000人，1905年时为30000人，而1940年左右的费城动物园更是达到了近乎60000人。当动物园员工们努力确保动物的安全，处理和修复这些活动可能造成的任何损坏，霍纳迪却在一旁发泄着他那无人理会的怒火。
尽管霍纳迪怀有种族偏见，但他对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贡献至今仍深得认可。1889年前后，他被斯潘塞·福勒顿·贝尔德（SpencerFullertonBaird）领导的史密森学会委以寻找幸存野牛的重任——奔赴远西的拓荒先驱们和布法罗•；比尔这样的金牌猎手大肆屠杀北美野牛，实际上与公然宣称要消灭美洲土著人的军队成了同党，因为土著人是靠野牛生活的。经过几个月的搜寻，霍纳迪共找到了25头野牛，碰巧都是养在兽栏中的。看到遍地尸骨的惨景，他久久无法释怀，于是决定在布朗克斯动物园设立一个野牛农场。遗憾的是，他的热情并没有引起游客们的共鸣。
批评之声
早在1880~1900年，捐赠者们要求动物园改善饲养条件就反映了游客们的不满。在两次大战之间，这种情绪已经公开化，某家公园的“一批常客”发出了抱怨，“一位动物爱好者和她的朋友们（女性成为重要的新生力量）”对粗心的照料、肮脏的兽栏、动物所受到的桎梏、粗暴的饲养员和狭窄的兽笼哀叹不已（但仍然没有质疑动物园本身的规范性）。在20世纪60年代的米卢斯，游客甚至动物园的朋友们就兽笼尺寸问题做出了尖锐的评论。1969年的一项调查明显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心声：有67％的反馈者表示，动物园在考虑购买新动物之前必须首先重新安置现有动物。
这种氛围也滋养出了一种更为激进的态度。在1929年的日内瓦，一家报纸的读者们群起反对开办一个正在筹建的动物园，他们认为上帝创造动物是为了给自然以生机和活力，不是为了让人类“奴役”它们。1953年，法国作家克莱特（Colette）宣布她再也不会游览动物园，再也不会去观赏她已近观赏和热爱了许多年的动物：“那里没有美丽，没有人性化的表情，没有雪白的毛皮，也没有让我着迷的蓝色羽毛，它们都被一道道让人无法忍受的栅栏剥夺了。”动物保护学会也不留情面，以动物的自由、尊严和安全为名义，它们公开谴责了赫尔辛基（20世纪初）和日内瓦（1935年）动物园的“残忍趣味”。
1958年，当一个两岁大的孩子朱莉亚·安·沃格特（JuliaAnnVogt）被华盛顿动物园的一头狮子咬死，美国人的积怨也终于爆发，就连一些动物园长也站了出来，比如痛斥动物园侮辱了动物的西奥多·里德（TheodoreReed）。他对儿童动物园的看法也预示了P·巴腾（P。Batten）的批评：动物繁殖的目的成了向宠物动物园提供小动物，但这些小动物经受不住儿童的虐待，因为儿童分不清玩伴和玩具。这类动物园的教育价值等于零。在美国动物学会动物园1979年的一次调查中，斯蒂芬·凯特勒（StephenKellert）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成人。结果显示，美国公众像欧洲人一样对动物园不感兴趣，游客们也只是在追寻奇闻轶趣和古怪物事罢了。这家动物园的园长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Morris）用《人类动物园》（HumanZoo，1969）一书支持了亨利·伯格（HenryBergh）的观点：动物本身从来就不曾得到关心。巴腾则认为1973年的动物福利法案（AnimalWelfareAct，美国农业部）对动物园之外的动物没有提供任何保护。
巴腾的态度最是惊人，因为作为过去的一名动物园长，他曾极度厌恶“美国动物人道协会（HumanSociety）的那帮吵闹不休的卫道士。”他本人就拥有来自非洲和印度尼西亚的动物，为了给它们寻找一个容身之所，他花了5年的时间考察美国各地的动物园。从1974年3月开始，他陆续访问了数百家动物园，积攒了3000多张照片。《活象征》（LivingTrophies）一书包含104条注释，翔实生动的技术资料揭示了动物园的过度拥挤、不适宜的条件、歧视性分类、损伤和疾病等现状。巴腾证明，动物园靠数据作弊掩盖了动物的高死亡率，只有存活期超过三个月的动物会被它们统计在内，正是这种诡计缔造了动物园的长寿神话。1995年，美国动物协会（AmericanZoologicalAssociation）的一篇会议文献指出：“大多数动物园中的动物都会在混凝土房间或笼子中度过一天的大多数时光，这仍是惯例，不是例外。”
这一立场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了支持。在英格兰，成立于1957年的囚养动物保护协会（CaptiveAnimals’ProtectionSociety）已经开始反对巡游动物园和马戏团的残忍训练方式和恶劣饲养条件；它的成员奋力求得了更严格的控制手段，以至于这两种组织几乎已经无法生存。70年代之后，学会又将矛头指向了东方集团的希腊和罗马尼亚驯熊艺人和马戏团（他们的节目以动物表演为核心），并开始敦促欧洲各机构协调立法程序。海豚馆也是学会的斗争对象——1938年首创于美国的海豚馆继1964年出现在英国莫克姆（Morecambe）之后又流行到欧洲各地，被一些动物园（巴塞罗那，纽伦堡）和游乐园（ParcAstérix）采纳。在绿色和平组织等倡导海洋生物保护的团体、库斯托这样的海洋生物迷和诸多科学家所领导的国际化运动中，学会是积极的一分子。它参与了将囚养海豚放归大海的行动，英格兰海豚馆的数量从70年代初的70个左右下降到20年后的两个也有它的一份贡献。
第三篇 向往自然（20世纪）第九章 公众呼声（4）
1984年，当摄政王公园的大象波波（Pole…Pole）意外死亡，女影星弗吉尼亚·麦克纳（VirginiaMcKenna）同公众一样被激怒了。她曾出演野生动物电影，包括1964年的《生来自由》（BornFree），还是《与狮共舞》（PlayingwithLions，1966）一书的作者，大象波波曾在她的电影中扮演角色。麦克纳成立了一个叫做生来自由动物园监查协会（BornFreeZooCheck）的组织，专门调查动物园，为创建非洲野生动物保护区筹集资金。在80年代，一些小地下组织采取了动物释放行动，并要求取缔被他们视为“集中营”的动物园。监查协会在世界各地100家动物园拍摄的录像反映出，许多动物的行为表明它们有严重的心理压力；这是罗杰·马格福特（RogerMugfort）等专家发现的。“在假得可笑的混凝土模拟环境中，北极熊焦躁不安地地走来走去”：英国《每日邮报》（DailyMail）给1993年3月的一篇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章起了这样一个标题：“动物园的动物要疯了？”
在其他地方，批评之声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尖刻，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在意大利，报纸、书籍和电视节目＇如RAI电视台1974年的节目《疯狂的动物园》（Lazoofolle）＇不断谴责动物囚养行为和毫无意义的动物园。一个名叫AmbienteeFaunna的协会反对在罗马开办一家大型动物园的计划。在德国，批判性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为动物而战（MenschenfürTiere）和InternationaleZoo…Initiative这样的组织相继成立——后者认为欧洲只需保留一家动物园。在法国，已经认识到自然保护必要性的各类群体普遍对动物园心怀不满，科学家们首当其冲。1965年，巴黎博物馆教授让·多斯特（JeanDorst）发表了《自然消失之前》（Avantquenaturenemeure）一书，预测野生动物将不可避免地毁灭，而且对自然保护区和囚养方法不抱任何希望。他批评动物园劫掠了野生动物，饲养条件“恶劣至极”，而且并未促进动物繁殖。英国的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