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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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琦善和雷以諴联合攻打扬州，用巨炮轰垮城墙。总兵双来越过壕沟，捷足先登。太平军火烧附城板道，登上城墙的清军来不及下去，伤亡严重。双来摔断了两颗门牙，没能攻进扬州。
太平军不但守住了扬州，还派部队向北推进。吉文光所部已从浦口出发，进入安徽，长驱直插安徽西北边界的亳州，与林凤祥的部队会师，向北进入河南，攻打归德。
1853年上半年，太平天国运动把战火烧到了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至此，战火燃到了中原。
36
江忠源离开湖北时，清廷调动湖南和湖北的人事，同时更换了两省的巡抚。湖南的代理巡抚潘铎于4月20日请病假离任，骆秉章从湖北回到湖南代理巡抚。满洲正黄旗人崇纶接任湖北巡抚。
骆秉章来到长沙后，立刻奏请清廷将老僚属徐有壬从云南调到湖南来任布政使，又向清廷奏荐，将衡永郴桂道陶恩培升任按察使。一时间，湖南高层官员更换一新。
1853年，咸丰三年（17）
湖南的这些新官员，曾国藩都不喜欢。在他看来，骆秉章庸碌，徐有壬平凡，陶恩培无能，他打心眼里瞧不起。
骆秉章也不喜欢曾国藩。这位钦差大臣的所作所为，不同于罗绕典和其他团练大臣，很有些独断专行的味道，令他颇为不满。但他发现，曾国藩给朝廷的奏折，文宗总是很快批复，可见此人得到天子的理解和褒奖，也就没有为难这位本省的团练大臣，曾国藩也就暂时得以我行我素。
曾国藩密切关注着各地的治安。他得知长沙以西三百多里处的安化，有串子会鼓动民众起事，便派湘乡知县朱孙贻带领湘军前往镇压。
他又得知广东与江西边界的大庾岭有一支会军进入本省东南边界的桂东，杀死驻防官员，便派张荣祖带兵前往镇压，又派夏廷樾率领七百名湘军随后赶去。
各地不断有警讯传来。广东西北角上的阳山有一支起义军，窥视湖南的南大门宜章和临武，郴州以北的永兴有会军北上，袭击安仁，曾国藩都派夏廷樾等人率部前往攻打。湘军一到，会党便解散了。
广西是太平军的发祥地，财力贫乏，又连年遭受战争洗劫，公私一贫如洗，民众流离失所。太平军到了江南，势力强盛，对广西民众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他们纷纷在家乡加入太平军，聚集一批，便找机会北上。而他们一出广西边界，就闯进了湖南。
6月份，湖南东安人朱洪英率领恭义堂的三四万名会军，从广西东北角上的兴安和恭城开入湖南，进攻南部的永明、江华、蓝山、临武和零陵，永州和桂阳州的清军进行抵抗，与会军长久对峙。
湘军刚刚诞生，湖南的军政仍然沿袭旧制。曾国藩上奏，请求派遣衡永镇道防守南部的边界。但是湘军再次显示出优势，援助江西上犹的湘军部队，在张荣祖和罗泽南等人的率领下，返回湖南，打败了桂东的会军。罗泽南得到七品知县的职衔。
从此，永明等县加强了守备，拦截抓捕从广西出境的太平军。
不久，湖南东部的酃县和衡山又有会党起事，曾国藩派张荣祖和罗泽南率部前往抓捕。张荣祖因功升任知府。
正在曾国藩感到兵力吃紧的时候，他的五弟曾国葆带领募集的乡勇到达长沙，曾国藩手下又增添一支生力军。
江忠源在南昌也感到兵力吃紧，请求湖南发兵援助。骆秉章和曾国藩知道宝庆勇丁最为有名，命令宝庆知府魁联招募二千人，加上一千名湘乡勇，以及六百名镇筸兵和辰沅兵，派夏廷樾和朱孙贻分别统领，增援江西。不过，这支援军实际上是由罗泽南指挥，因为其中的营官和哨官全部是他的弟子。
曾国藩派遣援军时，做了通盘的考虑。他认为绿营将领惰性太重，便不予采用，清一色起用书生为营官和哨官。曾国藩激发书生们的忠诚，对他们寄予期望。又考虑到他们没有作战经验，便让身经百战的楚军随同前往。他知道江忠源的三弟江忠淑熟悉江家军的营制，便让他率领楚军打前锋。曾国藩又考虑到楚军崇尚剽悍精锐，但营制并不严密，便命令千总张登科率领二十名湘乡勇为前哨。
部队出发前，曾国藩对江忠淑和张登科叮嘱道：“必须在百里之外派出哨探，到了瑞州，就停止行军，等待湘军到来，一起前进。”
曾国藩调配停当以后，罗泽南和朱孙贻带领一千二百名湘乡勇，于7月23日起行，取道醴陵，前往江西，郭嵩焘同行。江忠淑带领一千名楚军，于7月24日起行，从浏阳进入江西。代理盐道夏廷樾率领六百名绿营兵和七百名湘乡勇，于7月29日起行，按照罗泽南部的路线行军。
楚军出发以后，江忠淑想：“我江家军号称劲旅，曾公也是过于谨慎了！”于是到了瑞州，楚军并不停顿，继续前进。中途听到谣言，说太平军杀来了，部队惊慌逃散。又有百姓在一旁鼓噪惊扰，军士们丢弃军械和饷银，退保义宁。在这里呆了十几天，不见太平军到来，才继续前进。
在江忠淑的这支队伍中，有一个四十八岁的新化学者，名叫邹汉勋，精通地理。他听说弟弟邹汉章随同江忠源在南昌被围，便随同江忠淑一同前往救援。
罗泽南率领三千六百人增援南昌，既是湖南团练部队第二次出省协助防守外省的省会，也是曾国藩手下的湘军，第一次真正地与太平军交手。
1853年，咸丰三年（18）
湘军和早期的楚军一样，由于勇丁都是山农出身，不少人性格柔懦，而且不愿离开家乡去远征。江忠源曾经给楚军勇丁们讲过很多忠君报国和礼义廉耻的大道理，还要用物质利益来刺激。现在，曾国藩把湘军派到省外去作战，是要让他们接受新的锻炼。
曾国藩在密切注视着增援江西的湘军会有什么样的作为，但他并不把这支援军的胜败放在心上。
曾国藩更加关心的是，他家乡的这些带兵的书生，到了残酷的战场上，究竟有没有胆量一搏？
这次观察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他对湘军的信心。
37
当曾国藩正在调派湘军增援江西时，江忠源在南昌，已经防守得十分吃力了。
7月份，太平军另挖了一条地道，通到德胜门，引爆地雷，炸垮了十几丈长的一段城墙。江忠济率领几百名死士挡在缺口处，用布袋装土填筑。没想到城墙再次崩塌，筑墙的军士全被压在下面。江忠济纵步跳出，才幸免于难。他再次冲上去，指挥剩下的军士加紧垒土，才把城墙复原。
江忠济的勇猛，再一次引人注目。张芾上疏称赞他精敏勇敢，军中畏服，累积战功。文宗下旨，把江忠源的这个二弟擢升为通判，加授五品官衔，赐戴孔雀翎。
过了两天，太平军又在左右两侧挖隧道，埋下几处地雷，同时引爆，炸塌八十多丈城墙。土石飞空，爆炸声犹如山崩地裂，太平军高呼口号登城。江忠济率兵冒着烟尘阻击，他斩杀先登的两名太平军，然后率部将登城的太平军全部杀光，太平军尸积如山。江忠济命令部队火速重砌城墙。
然后，江忠源命令百长李光宽带领部队穿地道出城，开凿壕沟，引水注入，太平军的隧道全部作废，南昌的城防才稳定下来。
江忠济因功升任知府。
前面说过，湖南增援广西的湘军部队，江忠淑部在路途中就溃散了。罗泽南和夏廷樾等人率部于9月2日到达南昌，进攻南昌七里街太平军营垒，在城下与太平军开战。书生个个奋勇，踊跃向前，与太平军搏斗。
太平军佯装败退，绕到湘军后面，发起攻击，击败湘军，致使五百多人伤亡。阵亡的七名营官都是书生，其中包括附生谢邦翰，童生罗镇南、易良干和罗信东。罗泽南和夏廷樾将残兵收拢入城。
谢邦翰是罗泽南的弟子，所带的部队叫做湘右营。谢邦翰死了，曾国藩给他写了挽联。他的副手李续宾侥幸活了下来，接管湘右营。后来成为一代名将。
曾国藩听到湘军落败，一点也不沮丧，反而非常高兴。他发现书生果然可以带兵打仗，不是胆小怕死和惯于投机取巧的绿营将领可比的。湘军虽然打了败仗，还敢进入被包围的南昌城，如果换了绿营，是不可能做到的。
罗泽南入城后，南昌西南方几百里外的泰和有会军起事，攻占了泰和与安福，并且围攻吉安，杀死了吉安知府。
江忠源对张芾说，他想派三千名湘军前往镇压。巡抚以下官员，见太平军几次炸毁城墙，城内人心惶惶，担心一下子派出三千人增援吉安，会大大削弱城防力量，都不同意江忠源的意见。
江忠源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说：“泰和的贼寇刚刚起事，即时扑灭，还算容易。要是他们扩张了势力，与长毛勾结起来，断绝了南昌上下的道路，那就危险了！如今南昌的兵力超过了一万，留下这三千人，也不会多到哪里去，派出这三千人，城防兵力也不为少。事情孰轻孰重，一眼就能看出，诸位还犹疑什么？”
于是，他派夏廷樾驻扎在南昌西南约二百里处的樟树镇，派刘长佑和罗泽南率部前往吉安。
湘军赶到吉安，即时发起攻击，会军解围逃跑。刘长佑领兵向泰和攻击，罗泽南则率部攻击安福，攻克县城。晚上，会军集结兵力，杀了个回马枪，又被罗泽南所部击败。
第二天，会军又来争夺县城，罗泽南的军士一以当百，鏖战许久，斩杀大批会军。
与此同时，刘长佑所部也攻克了泰和。
会军残部东奔湖南。骆秉章命令罗泽南回师追击。李续宾跟随罗泽南追到永新，进入湖南。
夏廷樾几次捕获会军的谍报人员，搜出他们与南昌太平军往来的书信。其中包括太平军的命令，要求会军急攻吉安，太平军会派兵前来会师。由此可见，若非江忠源果断地派兵增援吉安，清军的局面恐怕就不可收拾了。
1853年，咸丰三年（19）
湘军渐渐熟悉了战阵，与楚军相当。吉安战事平息后，江忠淑等人督催船筏返回南昌。
李续宾在此战以后，得了个从九品的官衔。请假回家。
与罗泽南一同增援南昌的郭嵩焘，在曾国藩的湘军幕府，一直担任高级参谋的角色，还为湘军募集军饷。曾国藩派他随军增援南昌，既可以为江忠源当参谋，同时也可以为曾国藩了解江西战场和援军作战的情况。
郭嵩焘跟随江忠源防守章江门。他从太平军探子的口供中得知，太平军所到之处，都在船上宿营，他们在文孝庙修筑栅垒，是为了保护船队，只要派兵轮番巡守就行了。当清军杀来时，他们就列队阻击。当时长江及内湖的水路，都被太平军占据，而清军没有一艘船在水上。太平军的船只数以万计，在南昌周边东西往来，穿梭于饶州和瑞州之间。
郭嵩焘对江忠源说：“东南都是水乡，贼寇占据了长江水路，而我军只以陆师攻击，势必鞭长莫及。我军一定要与贼寇争夺长江之险，然后才可以制胜。如果不造战船，就无法与贼寇作战。”
邓仁坤也觉得水师非常重要，并且为太平军的水师感到头痛。他曾想出奇制胜，焚烧太平军的船队。他对江忠源说，鄱阳县的知县沈衍庆办事果断，很有谋略，可以命令他率领所部一千人，准备一些船只，在稻草里面藏火药，从水上袭击太平军。但是，这个建议没有通过。邓仁坤又下令将几十艘运粮船改为炮艇，招募水兵，扼守进贤门，以保饷道的畅通。
江忠源听了郭嵩焘的意见，大为赞许，便请郭嵩焘拟写奏疏，请清廷下令，责成湖南、湖北和四川各造二十艘长龙快蟹战船，操练水师，命令广东筹款购买一千尊大炮，配备到所有战船上。
江忠源当天就派快马将奏折送往京城。文宗阅后，批准照办。湘军水师的兴起，起源就在这里。而湘军全靠有了水师，才有可能在后来大规模出征时，截断江路，在湖南、湖北和江西取得一系列的胜利。
郭嵩焘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看法，得到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阵营中的所有有识之士的重视。这充分表现了书生观察问题的敏锐性。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已有两年多，直到现在才有一个人明确地提出，没有水师，就无法与太平军抗衡。而这个人物，就是湘军大本营的高级谋士。
郭嵩焘在1853年提出建立水师，距离1815年美国建成第一艘明轮蒸汽军舰“德莫洛戈斯”号，已有三十八年。这艘后来改名为“富尔顿”号的轮船，排水量达到二千七百四十五吨，航速接近六节，装有三十二门十四点五公斤的火炮。
就在江忠源防守南昌的这个夏天，美国培理舰队的四艘战舰，出现在日本海岸，依靠坚船利炮打破了日本人以刀剑为支柱的武士梦想。当时西方的强国还没有造成铁甲舰，中国人和日本人处在同一个起点上。这两个东方国家的水战技术虽然远远落后于西洋，但并非没有可能赶上去。日本人后来急起直追，成为海上强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对于1853年的南昌守军而言，造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