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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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海上强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对于1853年的南昌守军而言，造船是远水，救不了近火。郭嵩焘说，南昌被围已久，造船工程不是指日可待的，眼下时间仓促，只能先造一些可以容纳几百人的巨筏，把火炮排列在筏上，与陆师一起，夹岸冲击太平军的船队。
巨筏造成了，却没有立刻派上用场。围攻南昌的太平军已于9月24日撤围，扬帆北去。直到下一年，这些巨筏才被曾国藩用来堵塞湖口。
邓仁坤见太平军撤走，对巡抚说：“贼寇是主动撤离，并没有受到重创，仍然不可掉以轻心！”他极力要求大力修筑城防工事，亲自监修炮城和炮台，在城墙上修建官房、营棚、军器库、硝磺库、了望台和了望楼，加宽和加深环城壕沟，要求宽度和深度都要达到三丈。还在壕沟边修筑炮台，用石块垒砌堤闸。这些工程，总共花费了十四万多两银子，把防御工事修得固若金汤。
这些工事后来为曾国藩防守南昌提供了极大的好处。不过，这些事情都与江忠源没有关系了。
南昌解围之后，大家把南昌的保全，归功于江忠源。清廷赏给他二品顶戴，赐给他白玉翎管和白玉搬指。
楚军再次扬名，湘军初次在省外获得了声誉。
1853年，咸丰三年（20）
邹汉勋和邹汉章两兄弟都得到了清廷的提拔。邹汉勋升为知县，邹汉章升为训导。邹汉勋继续跟随江忠源征战，邹汉章却离开了楚军，到长沙投奔曾国藩去了。
江忠源受到了褒奖，处境却在恶化。他的部队没有及时地得到军饷，部属仗着刚刚打了胜仗，索要饷银和奖赏，引起大哗，勇健的军士大多数散去，江忠源的兵力大大削弱。
胡以晃等人主动撤掉对南昌的包围，北上湖口。当时石达开奉命驻扎安庆，主持西征战事，决定分兵两路：由石祥祯、韦志俊率军西进，直取武汉。胡以晃和曾添养率军固守安庆，保证天京至九江交通无阻，并经略安徽北部，策应北伐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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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3年长沙最炎热的三个月里，曾国藩不仅感觉到了天气的闷热，也感到了官场的挤迫。
骆秉章、徐有壬和陶恩培这些文官都在挤兑曾国藩。他们表面上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长沙的武官们则不然，他们认为曾国藩手伸得太长，介入了他们的权势范围，要给这位钦差大臣一点颜色看看。
7月份，曾国藩把他看好的参将塔齐布上疏推荐给文宗，同时弹劾唆使提督侮辱自己的长沙协副将清德。曾国藩说，塔齐布忠勇勤勉，可以大用。他甚至说，塔齐布将来如果作战不力，他愿意与塔齐布一起受罚。
皇帝下诏，赏给塔齐布从二品副将衔。
塔齐布刚见曾国藩的时候，还只是一名五品守备。曾国藩非常看重他的才干。他每次操练部队，都执旗指挥，哪怕天下暴雨，他也巍然伫立，毫无倦容。于是，曾国藩对他十分倚重，命令他管束辰州勇丁。
几个月前，曾国藩训练所部的湘乡勇丁，命令长沙的绿营兵与湘乡勇五天会操一次。塔齐布每次会操都带左营前来参加。清德看不顺眼，自认为将官不能受文官辖制，就连巡抚也照例不问军营操练，为什么曾国藩这个团练大臣却要管？他认为塔齐布讨好曾国藩，破坏了营制；便向来到长沙布置防务的提督鲍起豹打小报告，诋毁塔齐布依附曾国藩。
鲍起豹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而且嫉恨塔齐布不尊重自己。这个昏庸自喜的提督扬言道：“盛夏操兵是虐待军士！本帅现驻省城，本帅不传操，谁敢妄为，军棍从事！”
塔齐布听了这话，非常沮丧，也有些害怕，不敢出操。司道官员们暗中窃喜，以为这样就可以教训那些多事的人了。
于是绿营兵与团练勇丁互不买账。提督的标兵本来就看不起练勇，现在依仗着提督的威势，更加骄横。
很不凑巧，8月17日有一名湘乡勇丁试枪时，误伤了绿营标兵的一名长夫。绿营兵大怒，吹起号角，挥舞旗帜，列队攻击湘乡勇，城墙上的军士都跨越矮墙跑出来，闹得城内人心惶惶。曾国藩鞭打试枪的湘乡勇丁，以示向绿营道歉，事情才平息下来。
绿营闹事，湘军还要作战。广东乐昌的会军攻打湖南东南角边界的兴宁，曾国藩派王錱率领湘乡勇将他们赶跑。
令曾国藩感到欣慰的是，清廷在给他撑腰，下令将清德逮捕问罪。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9月6日，提督手下的永兴协与辰州勇丁发生械斗。辰州勇是塔齐布教练出来的，提督标兵岂肯放过！他们吹号集合，排成队列，攻击辰州勇丁。
曾国藩想到内斗没有止境，如果不管好军队，官员和百姓都会看不起他这位朝中大臣，他还怎么打击不法分子呢？他连忙给提督行文，要求逮捕主事者。鲍起豹跟钦差大人赌气，吩咐部下：“就遵照他的命令，绑起来送到辕门！”
标兵气势汹汹，满街横行。9月8日，他们包围了塔齐布的参将署。曾国藩打算把提督绑来的人斩首，杀一儆百，但又担心发生兵变，犹豫不决。营兵日夜聚集在城里游巡，文武官员闭门不问。他们更加猖狂起来，公然围在曾国藩公馆门前。这公馆是巡抚打猎的园子，骆秉章却装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曾国藩料想绿营兵不敢冲进来，顾自开始办公，没想到标兵竟然手持刀矛进了园子，刺向钦差的随从，还差点刺伤钦差本人。团练大臣只好去敲巡抚的大门，骆秉章假装吃惊，向他道歉，并从中斡旋，放掉被绑来的标兵，对作乱的标兵不予追究。司道以下官员公然指责曾国藩办事操之过急，才会激起这种变故。 txt小说上传分享
1853年，咸丰三年（21）
曾国藩将军营移到城外，躲避标兵。曾国藩的幕僚都很气愤，认为应该上奏朝廷。
曾国藩叹息道：“时事这么危急，我们做臣子的不能平定大乱，怎么敢以自己的小事烦扰君父？我宁愿自己避开。”
9月13日，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闽浙总督吴文鎔改任湖广总督，骆秉章实授湖南巡抚。
9月14日，曾国藩带领僚属和湘军开拔，移驻衡州。
这时南昌已经解围，但增援江西的湘军，还没有返回湖南。曾国藩闻报：江西泰和与安福的会军被罗泽南的湘乡勇打败后，逃到湖南，攻占了茶陵，他赶紧派王葆生、塔齐布和王錱率领部队联合攻击。起义军进而攻占安仁，杀死训导吴棠。
骆秉章命令训导储玟躬募勇前往攻击。储玟躬和把总张大楷率部驰进，在安仁和酃县交界处与会军遭遇。他们与酃县团勇一起，合力围攻，大败会军，迫使会军撤回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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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忠源率领的楚军，在南昌之战以后，几乎都离他而去。从此以后，江忠源只能带领绿营兵作战，从而由一个常胜将军，走上了失败乃至身亡的道路。
楚军勇丁离江忠源而去的原因，是江忠源无法兑现军饷和奖励。
楚军自从出征广西，转战四个省，没有固定的饷源，可以想见，勇丁们的收入并不丰厚。而楚军屡战屡胜，也付出了不少牺牲，但是军纪严肃，不许掠夺，军士们也没有发战争财的可能。这些来自山野的农民军士，感觉到没有盼头，于是离开他们在官场上飞速高升的首领而去。
军饷的缺乏，在战争中临时招募勇丁组建起来的部队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军饷的来源，起初是靠募捐。但这种来源是不稳定的。如果在本省作战，还可以得到一定数额的官银，一旦出省，募捐和官银，两者都靠不住了。
军饷不足，同样困扰着江苏的清军。在曾国藩感到郁闷的这个夏季，镇江和扬州一带的清军，日子也很难过。他们不但被大平军打得大败，也在为筹集不到军饷而发愁。
7月18日，镇江的太平军与清军在北固山下开战。太平军埋伏在山下，突然出动，放火焚烧清军的军营，把清军环绕镇江城修筑的七座营垒全部攻占。邓绍良率部退守丹阳，都司刘廷锳率领潮州勇断后，太平军不敢逼近。
刘廷锳是个商贩出身的将领，胆大心细，足智多谋，自动从上海招募勇丁，来到镇江作战，在城南扎营。他的部队打仗，善于以少胜多，所以太平军对他有几分畏惧。
7月20日，太平军大举袭击丹徒镇，一百多里外的常州城得到消息，吓得连忙戒严。向荣命令总兵和春扼守徒阳运河，刘廷锳也率部从镇江赶来，挡住太平军南进的道路。刘廷锳继续进军，逼近城墙，修筑壁垒。
8月22日，清军江北大营造成了楼船，从水上攻打扬州，不但没有攻克，还阵亡了大将双来。
第二天，瓜洲和浦口的太平军联合攻打天京附近的三汊河，清军侍卫都兴阿将太平军击退。
这时，从北方陆续赶到江苏的各路清军，全部驻扎在扬州城外，军饷供应中断，雷以諴的部队情况最为严重。雷以諴不能眼看着军士们饿死，情急之下，想起了厘金法，决定征收商业税来养活部队。
厘金是商人的发明。在位于交通要道的城镇里，各地的商人都会开设会馆，为家乡的商旅提供方便。会馆从百货的盈利中抽取一定的金额，储备起来，公用开支。厘金的抽取，一般是一千文抽取十文到二十文，各省都有这样的情况。
雷以諴曾在史书中读过，战国时期，赵国大将李牧驻扎在北部边疆雁门郡，从集市上抽取商业税，用于养活自己的士兵。他拥有一千三百辆战车，一万三千匹战马，以及十万大军。古代用兵，费用巨大。赵国是个小国，李牧又驻军在那么偏僻的地方，靠着商业税的供给，军饷也不会匮乏，行军不缺粮草，士兵不愁吃穿。
明代不征商业税，全靠农业的税收来供养军队，赋税的一半用于养兵。全国每年收入应该有二千多万两银子，但十年的节余，还不过一年的收入，郡县府库照例都没有储蓄。大农春秋有两次收获，往往还不够开销。战火一起，田地里不再播种收获，朝廷收不到关税，而赈灾抚恤，各种费用层出不穷。于是劝人捐输，商议借贷，想用一两位贵戚大臣的私财，填补天下的费用，实在想不出办法了，便增收农业税，弄得民不聊生。
1853年，咸丰三年（22）
清朝的统治者察觉了这种弊端，两百多年坚持不加农业税。然而，每当战火燃起，百姓仍然不免经年累岁的徭役，把国库的钱全部拿出来，也不能满足所需的开支，谋臣们束手无策。
太平军起义之后，清廷筹饷派兵，耗费六百多万两银子，后来财源枯竭，所拨的钱财，只是公文上的数字，长久无法落实。将帅们也知道这当不得真，便各自去想办法。他们的办法有两条，第一是捐输，第二便是厘金。
捐输和厘金两种办法，都起源于战国和秦汉时代。但比较起来，捐输是个笨拙的法子，朝廷卖官鬻爵，流敝很大，败坏了风气。何况与捐输比较起来，用商业税来供给军饷，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来源。
雷以諴想起了厘金法，在扬州东北方四十里处的仙女镇开始实行。他按照商人们的惯例在抽取的比例上加以增减，对商铺和流动商人采取不同的办法收税。对于商铺，一年酌定收税多少，叫做“板厘”；对于流动商人，则设卡征收，与关税相同，叫做“活厘”。
雷以諴实行的这个办法，对百姓的影响很小，也不会挫伤商人的积极性。东南部的清军将帅争相效法，不断提高收税比率，所设的税卡越来越多，抽取的税金越来越重，每年的收入超过人口税的数倍。战争平息后，厘金成了惯例。此后几十年，全国的商贾都为这种税收感到头痛。
雷以諴的举措，在1851年开始的这场战争中，是清军首次采用这种办法来供养作战部队。此举为湘军筹饷提供了借鉴。曾国藩后来靠着这个办法，把湘军带出了最艰苦的岁月。
在筹饷方面，太平军则是农业税和商业税并举。
太平军在5月份再次占领安庆以后，清廷的省府搬到庐州去了，谋士们建议将庐州定为省会。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办事练达，在安庆张榜安民，选择村子里大胆聪慧的能人担任乡官，要求农民交出粮册，按田亩的多少来输送钱米。又在大星桥设立关卡，用铁链子将巨筏锁在江面，拦截行船，征收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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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移师衡州以后，曾国藩的处境大为改观。
衡州是湖南第二大城市，民风淳朴，还没有染上省城的奢华与矫饰。对于曾国藩而言，衡州于他还有故里之谊，他少年时代曾在这里求学。而且，这里还是湖湘学派创始人王船山的故乡，令崇仰前辈学者的曾国藩倍感亲切。
湘军驻扎衡州，也有军事上的需要。衡州是历代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湘军驻扎在这里，有助于阻截太平军发源地广西与外省战场的联系。
曾国藩重返第二故乡，顿感海阔天空。长沙官场上以骆秉章和鲍起豹为首的文武官僚针对他的明争暗斗和处处牵制，在这里已经感觉不到了。
衡州知府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