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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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九三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就开始了。从“九一八”到现在，时间已经经过了半个多世纪。陆诒同志在《战地萍踪》中说：“抗战前夕和抗战八年这个历史阶段，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时期，有很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要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单靠“大事记”和教科书是不够的。其一是争取到这一段“兴旺发达时期”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仁人志士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其二是从卢沟桥事变到抗战胜利这八年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而这种既有团结、又有斗争的“合作”是曲折艰险、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因此，要了解和总结“抗战八年”的真实历史，既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又要有身历其境者的生动、具体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个意义出发，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战地萍踪》这本书的出版，是值得向史学界、新闻界、文艺界推荐的。
　　抗日战争时期有三位出色的新闻记者，这就是范长江、孟秋江和陆诒。当时他们都还年轻，有的是勇气和干劲，他们深入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前线，从事战地采访；他们跑前线，也跑后方；他们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他们也采访过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蔡廷锴、吉星文；他们既迅速地报道了战况，也客观地评介了人物。我一直还记得一九三九年在桂林“国际新闻社”的一次集会上，一位青年记者要范长江同志在纪念册上题词，他写了“书生报国，笔耕不已”这八个字，这表达了广大的爱祖国、争民主的新闻记者的心声。遗憾的是范长江、孟秋江两位都在十年浩劫中含恨去世了。陆诒同志“历尽劫波”，还能在暮年“笔耕不已”，写出《战地萍踪》这本书来，把他的报国之心和他亲身经历过来的真实历史告诉青年一代，这就更觉得弥足珍贵了。
　　抗战八年，我也一直在做新闻工作。陆诒同志在《大公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战地通讯，给了我许多新鲜的信息和启示。自从武汉弃守之后，国民党顽固派接连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于是大后方的一部分文化人就产生了一种“以党划线”的想法，“洪洞县里无好人”，“国民党全是顽固派”。陆诒的战地报道既尖锐地揭露了石友三、韩复榘、孙殿英，同时也恰如其分地表扬了吉星文、张自忠、卫立煌、傅作义。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爱国之心人皆有之”，在爱国救亡的号召下，不单是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即使是中央军嫡系的高级将领，他们的思想行动，也不是永远凝固不变的，傅作义、卫立煌、韩练成，都是明显的例子。据我记忆，最早报道卫立煌谈“打仗一定要靠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和，军队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仗就打不赢”，就是陆诒的《卫立煌访问记》。记得他还写过一篇《张自忠和伤兵对话》，我曾把这篇文章介绍给《救亡日报》同仁，告诉大家，把国民党都看成顽固派是不对的，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也是很会做政治思想工作的。
　　陆诒同志孜孜不倦地当了几十年的新闻记者，他朴质无华、勤奋勇敢。　在那个时期当战地记者，客观条件的艰难险恶，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难想象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从香港脱险归来，他也从新加坡撤退到印度，翻过阿拉甘山，再经峻险的滇缅公路，比我后两个月才到达重庆。我给他看了蔡楚生画的《黄坤逃难图》，他也和我讲了他“手执缅刀”擦过缅北战场，“捡了一条命”回来的惊险故事。这真是杜甫诗中所说的“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的情景。事隔四十多年，一回想还是记忆犹新。
　　我把《战地萍踪》推荐给广大读者，我相信读这本书，对于认识和总结八年抗战的历史，和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都是有好处的。
　　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原载《战地萍踪》，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
　
　《未晚谈》代序
　　　　　　　　　　　　　　　　　
　　听说林放同志的第二本杂文集《未晚谈》即将出版，感到非常高兴。
　　不久前在《长江日报》看到一篇白雉山同志的文章，题目是《迟了，总算来了》，这是作者得知林放同志的“第一本杂文集”出版而引起的“感慨系之”。他从资、从德、从才三方面来看林放的杂文，认为他的杂文集早该出版，而且不该只出一本。他说写杂文常常会触怒某些人，又不可能成为“畅销书”，所以“杂文之欲出版者难矣”。对这种看法我也有同感。跨进八十年代之后，中国文艺复兴，小说、诗歌、电影、报告文学的刊物数以千百计，而迄今还没有一本杂文的定期刊物。小说的印数可以超过六位数字，而杂文集，能印上一万册，也已经不容易了。但我还是认为文艺作品对社会的贡献，是不能以印数的多寡来估计的。回头来看看过去，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在那个民族灾难深重的年月，鲁迅的杂文不止一次遭到当局的禁售，还受到御用文人的围攻，但是，不论是在抨击凝固和僵化了的“国民性”，或者是在净化民族的心灵，鲁迅杂文的威力之大，影响之深，贡献之巨，在整个文化领域中都是无与伦比的。
　　值得我们庆幸的是，尽管道路坎坷，鲁迅杂文的光辉传统，还是由许多勇敢的杂文作者继承下来了，林放同志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宿将。他写了半个世纪的杂文，他毫不留情地暴露社会上的落后、愚昧、虚伪的世态，他反对“瞒和骗”；他主张“打开天窗说亮话”。他说：“我们如果检点检点每天说出去的话，也会发现确有许多话是白说了。真正‘无隐’的‘直言’实在不多。有时转着弯子的说话，有时说些违心的话……这不是骗人么？”（《世象杂谈》：《关于“说话”》）这是林放杂文的一贯的风格。他正视现实，对社会上的一切反动、落后的现象深恶痛绝；看到这些脓疮毒菌，他就有一种“不能已于言”的激动。这也就是瞿秋白论鲁迅杂文时所说的可贵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
　　现在，我们正处身在第二次革命的腾飞时代，社会制度变了，“世象”也在急骤地变化，所以林放同志在《世象杂谈》的前记中说：“这些文章多数是属于社会现象的评论。或是颂扬，或是批评，总之是就事立论，表示个人对于‘世象’的见解。”的确，读近年来林放的杂文，满腔热情地颂扬新人新事的文章是不少的，也可以说这是林放在杂文写作中的一个显著的突破。他颂扬了祖国的新生，他也颂扬了历尽劫波而还是自强不息的年轻一代。他写这种文章完全是出于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心，因此，他的颂扬文章也没有丝毫从俗媚世的“俗套”。当然，即使在今天，人世间也还没有“净土”，不仅在人们意识、习性中淤积了几千年的“残滓”还有重新泛起的可能，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遗风”也还没有彻底清扫。林放同志又是一个从旧垒中战斗过来的人，他也是“封建宗法社会的贰臣逆子”，所以他对世象中的一切宗法迷信、萎靡苟且、唯上唯书、自欺欺人，以及奴隶相、市侩气等等，就特别敏感，抓住了就一批到底。
　　林放的杂文有他独特的风格，平易通畅、朴实精练，也就是言简意赅。读林放同志的杂文可以使人振奋，使人沉思，同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我认识林放同志是在一九四四年读了他的《延安一月》之后。这一年正是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后，也就是黎明之前的最黑暗的时刻，要把延安的真实　情况记录下来，在被叫做“雾都”重庆的一家私营的《新民报》上连载，这就要有巨大的勇气和精湛的“技巧”。周恩来同志不止一次赞赏过这篇报道，把它比作斯诺的《西行漫记》，要党的新闻工作者向他学习。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同志到重庆，也对潘梓年、章汉夫和我说：“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在艰难的年代辛勤地笔耕了半个多世纪，林放同志已值“垂暮之年”，但是他没有老，他继续在写，继续在为匡正时弊，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而奋斗。“庾信文章”，多多益善，我衷心地希望能看到第三本、第四本林放杂文集的问世。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追念章泯
　　　　　　　　　　　　　　　　　
　　——《章泯文集》代序
　　　　　　　　　　　　　　　　　
　　同志们，今天大家一起集会纪念章泯同志诞生八十周年，逝世十周年。时间过得很快，他一九七五年去世时，我还在秦城监狱，等我这年七月间回到家里的时候，才知道他已不在人间了。连抚棺一哭的机会也没有，深觉遗憾。
　　我跟章泯同志相识是在一九三三年，那时候正是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他原在北平搞戏剧运动受到迫害，才不得不离开北平转移到上海工作的。
　　大家知道，章泯同志在二十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在北平参加过戏剧运动的事实，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之前他就曾在陈毅同志领导下，在北平从事过C。Y的工作，也就是共青团的工作。这是在上海解放后不久，听陈毅同志对我讲的。在一次集会上陈市长见到章泯同志，他就问我：“这一位是不是谢韵心啊？”我说：“是。”他说：“那他是我的老熟人了！”在北平，那时候陈毅同志在中国大学，他说：“那时候我领导共青团的工作，他是当时北平学生中的积极分子。”
　　章泯同志在上海时期，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搞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最厉害的时期。一九三一年他参加“左翼剧联”，不久之后，临时中央和江苏省委被破坏，赵铭彝被捕，他就跟于伶、张庚同志一起主持“左翼剧联”的实际工作，一直到抗战开始。
　　正像阳翰笙同志刚才说的一样，他导演了许多好戏。他在那种极端困难和紧张的情况下，也没有一天离开过他的理论研究工作。他是最早介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人之一。可以说，早在二十年代，他已经研究和介绍过苏联梅耶荷德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了。他毕生从事理论工作，并且一贯努力于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他是一个戏剧理论家，在介绍国外先进理论的同时；他还善于把理论和中国话剧的实际结合在一起，他从来不空谈什么理论。
　　大家知道，中国的话剧运动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了。现在回想起来，中国话剧运动中最薄弱的一环，是理论工作。中国虽然办有戏剧学校，但是介绍过来的绝大部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戏剧理论。章泯同志一方面介绍外国的进步戏剧理论，同时又认真地学习中国自己的戏剧传统。他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有意义的工作。
　　抗战开始，他和于伶、张庚同志一起，组织了十个救亡演剧队，他自己也从书斋走向战地，他勤奋地写作、教书，同时也不断地、热情地从事战时的戏剧宣传工作。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他从重庆撤退到香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成功地演出了反法西斯名剧《马门教授》等剧。
　　章泯同志有个特点，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不说空话，干实事，做切切实实的工作。可以说是任劳任怨、不争名利地埋头苦干。他是一个性格上很严肃的人，不论剧本或排戏，都是一丝不苟，从不在困难面前退却一步，他的为人平易、可亲，待人平等，可是，对闹人事纠纷，排戏不严肃的人，他却常常会大发脾气。
　　解放后，章泯同志参加了电影学院的筹建工作，后来又主持了学院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国电影，在三十年代，虽然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作出一定的　成绩，但是在电影艺术的理论工作、教育工作方面还很缺乏经验。章泯同志接受、承担电影学院的工作，要是没有很大的勇气是不行的。他为电影学院奠定基础，同钟敬之等同志一起为电影学院做了许多工作。可是现在许多人也许还不知道他是原电影学院的院长。这与他不讲空话，专做实事，切切实实地为党为人民做工作这种品质有关。我们现在纪念他，我以为应该联系到当前电影界、戏剧界的实际情况，来学习他这种诚诚恳恳、不为名利、不讲空话、专做实事的这一高贵的共产党员的品质。他留下来的许多论著、剧本和翻译，我想应该由电影家协会、戏剧家协会联合起来，把它们编辑成书出版，作为今后学习研究的需要。我希望这件事，能够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