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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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戏剧家协会联合起来，把它们编辑成书出版，作为今后学习研究的需要。我希望这件事，能够早日实现。
一九八五年（原载《章泯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出版。）
风雨故人情
——《廖沫沙的风雨岁月》代序
读陈海云、司徒伟智的《廖沫沙的风雨岁月》，许多往事涌上心来，感慨万千，竟日不能自制。
时光流逝，从二十年代后期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是一个雨雪交加的年代，这又是一个晨光初展的年代；这是一个腥风血雨的年代，这又是一个英豪辈出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年代，这又是一个积习难移的年代。为了推翻三座大山，为了民族和人类的自由解放，无数仁人志士，无数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付出了血、泪和生命的代价，前赴后继，九死无悔地经历了这一漫长而艰险的路程。在这一代勇敢而缺乏斗争经验的知识分子中，廖沫沙同志是一位杰出的、才华出众的杂文家和新闻工作者，他顽强地斗争了半个多世纪，他也被贫穷、疾病、“左”风折磨了半个多世纪。
一九三三年，我在上海田汉同志家里认识了他。当时他还是二十刚出头的青年，我知道他是“左联”盟员，知道他经常在报刊上写稿。由于当时我在电影界工作，和他相知不深，也没有工作上的联系，所以他在《申报。自由谈》上写了一篇杂文而“惹了一场大祸”的事，也全不知道。在那个夜色如磐的日子里，即使在同志之间，也是很少谈到私事的，所以他的家世、阅历、乃至参加“飞行集会”而被捕等等，我也一无所知。直到一九三九年他参加了桂林《救亡日报》，从田汉和周立波同志的介绍才知道了一点他入党前后的经历。他给《救亡日报》写了许多文章，杂文、政论、小品，什么都写，而且写得很好，很有文采。《救亡日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全社只有二十几个人，大部分都是青年作家，其中有林林、司马文森、周钢鸣、华嘉、陈紫秋等等，他们都能写，也写得很多。但那时是“书生办报”，能写政论的人不多，所以这张报上的社论、时事述评、今日话题之类，几乎都由我一个人“包办”了，沫沙来了，我就有了依靠。当桂林的话剧团体逼着我写剧本，又到香港去为《救亡日报》筹款时，我就很放心地请他代笔。这时有一件事使我感到吃惊，他写的几篇军事论文忽然被黄琪翔将军看中了，一定要请他去当少校秘书，到前线去工作了半年多。当然，他和我一样，在战争时期办报，只不过是读了一点《孙子兵法》和克劳塞维支的《战争论》之类，写一点“纸上谈兵”的政论而已。但从这件事也可以说明，他中国文学的根底扎实，读书联系实际，当时才三十几岁的廖沫沙，已经不只是一个作家、杂文家，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党的宣传工作者了。
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间不算太久，第一次是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在桂林《救亡日报》，第二次是一九四一年在香港《华商报》，第三次是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一起在香港工作。在桂林，我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个人间接触较多，不知不觉地就成了知音和知心的朋友。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他多才多艺，文采斐然，作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他诚实皎洁，平易旷达，特别是他的那种任劳任怨、无私无畏、从不考虑到个人的得失的品格。
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提到过长沙《抗战日报》的“一位同事因为家里生活困难而发生了一件母子自杀的悲剧”，这里所说的“母子”就是沫沙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孩子。“这一悲惨事件给沫沙的心灵和身体以极深的创伤，很久还不能排遣”，但是他在《救亡日报》时期，却从不谈到过这场悲剧。他真的是化悲痛为力量，依旧是勤奋地工作，笔不停挥，写了大量的杂文和 政论。《救亡日报》是一个青年人的群体，我年纪最大，也不过四十岁，睡地铺，吃大锅饭，大家都“国尔忘家”。这正如这本书中所说：“报社的工作是繁忙的，生活是清苦的，但是，惟有在这里，他才感到是朝气蓬勃，精神焕发，重新感到自己与整个革命事业连成一体。”一九四一年元旦，他在《救亡日报》白面山的印刷厂奋笔写了副春联：“大块文章救中国，一行消息报新春。”可是新春之后，却迎来了一场风暴，皖南事变爆发了。由于我们拒绝登载中央社发的那条诬蔑新四军的消息，国民党肯定要对《救亡日报》下毒手了，南方局决定要我尽快到香港去建立一个对外宣传据点。我就把《救亡日报》被禁后的一切善后事宜交给了沫沙、林林和张敏思，于除夕那一天离开了桂林。他们临危不惧，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大量的善后疏散工作。直到三月初报社正式被封之后，才率领了二十几位社员，分头经广州湾到了香港。
按照南方分局和廖承志同志的安排，我们很快创办了香港《华商报》，林林和张敏思去了菲律宾，沫沙则留在香港，担任了《华商报》的编辑主任。和战时的内地比，香港可以说是一个浮华世界，但是，沫沙是一个内向的人，在香港他除了写作，就是读书，既不游山玩水，也不看电影、戏剧。偶尔忙里偷闲，我约他和胡希明、乔冠华到《华商报》附近的一家北方餐馆“海景楼”去喝几杯酒。他酒量不大，我更是滴酒不沾，而乔胡两位却都是酒豪。所以在这种场合，他和我也只是敬陪末座，默默地欣赏他们的酒后狂言而已。
一九四一年的《华商报》只办了八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我们再一次在战乱中分手。他和韬奋、茅盾、胡绳等经东江游击区，我则和金仲华、蔡楚生等经澳门、台山，于一九四二年四五月间先后回到重庆。
我办了五六年报，对新闻工作发生了兴趣。所以回到重庆，就希望能在《新华日报》工作，可是恩来同志却说：“你可以在《新华日报》上写文章，但主要的还是要以公开合法身分，搞上层和文化界的统战工作。”而沫沙一到重庆，恩来同志就让他进了《新华日报》。直到一九四四年冬，我搬到化龙桥接替章汉夫的工作，才又有见面的机会。四十年代中后期，是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时刻，抗日战争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三年解放战争，我和他有时天各一方，有时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但大家都忙，很少有静下来谈心的机会。我和他都在《华商报》、《群众》和其他刊物大写政论、杂文，每天都写，笔不停挥，自己也觉得写得非常欢畅，在数量上他写的不比我多，但他除了杂文、政论之外，还写了几篇很出色的《故事新编》，如《陈胜起义》、《鹿马传》、《曹操剖柑》等等。一九四九年四月，我离开香港回到北平，随军南下迎接上海解放，我们又分别了五年。一九五五年我调到文化部，这时候他在北京市委。“隔行如隔山”，同在北京，相聚的机会也不多，但他的文章，不论用的是什么笔名，我还是一看就知道的。十年浩劫中，“四人帮”之流常常骂我们这些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为了同一个目的而奋斗、而工作，心心相印，这一点倒是说对了的。
我在文化部管电影和外事工作，也偶尔写一些杂文随笔之类，但和以前比，可以说写的少得多了。一九六二年《人民日报》文艺部的陈笑雨同志来访，说他们要辟一个杂文专栏，目的是“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进知识”，并说这个专栏叫《长短录》，是沫沙拟定的。于是我欣然地“入了伙”，前后写了六七篇。当时，正在“三年困难时期”，报刊上的文风很坏，假大空、党八股猖獗，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之后不断地批斗知识分子，“知 识越多越反动”之说开始抬头，使我更感到愚昧无知不仅是建设之大敌、文明之大敌，而且是民主法制的大敌。我不察世风，不自量力，又想用杂文这一武器，来做一点匡正时弊、增进知识的工作。结果呢，谁也想不到，这个有沫沙参加的《长短录》后来竟被说成是与《三家村札记》齐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当然，沫沙是“三家村”中的一家，又写过一篇《有鬼无害论》，惹了一场大祸，遭受了八九年的牢狱之灾。往者已矣，这些事说来伤心，不多讲了。
我和他前后一起工作了半个世纪，可以说是风雨同舟。“少年子弟江湖老”，沫沙也已经快八十岁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这些人居然大难不死，终于看到了大地春回，得到了为振兴中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勉尽微力的机会。我十分高兴地看到《廖沫沙的风雨岁月》的出版，祝愿他老当益壮，继续用他的如椽之笔，为建设物质和精神文明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一九八五年岁暮（原载《廖沫沙的风雨岁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月出版。）
《章汉夫文集》代序
今年七月，龚普生同志来访，告诉我汉夫同志的文集已经编定，即将出版，并要我写一篇短文，作为这本文集的代序。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但拿起笔来就感到心酸，这位为了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了几十年的战士，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而离开人世，迄今已经十四年了。他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不久的一九七二年去世的，要是他能看到“天安门事件”，能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二次革命”，该多好啊！
汉夫同志是一九三三年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从广东调到上海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从一九三四年六月到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海地下党连续遭到三次大破坏，他在一九三四年十月第二次大破坏时被捕入狱。这一段时期我们同在上海，但没有见面的机会。汉夫同志的父亲谢仁冰先生是一位开明的工商业家，经过许多周折，花了几十两黄金，才把他“保释”出来。可是他一到上海，很快就找到了当时负责“社联”工作的钱亦石同志。一九三五年十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说来，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时刻，一方面上海地下党惨遭破坏，和中央失去了联系，工农红军正在长征，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缔结了《何梅协定》，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三十年代初在上海组织起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已经冲破了原来的“左翼”圈子，反对内战，抗日救国的口号，已经把成千上万的中小资产阶级和上层爱国人士吸引到我们阵营中来，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出的组织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所以这一年十月下旬，我在周扬同志家里第一次见到汉夫同志的时候，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动员群众、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以及重新组建“文委”的问题。汉夫同志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的一九二七年在美国入党的。他了解国际形势，有党务工作的经验，所以临时“文委”组成后，他就和乔木、周扬同志一起，领导“文委”所属各文化社团，清除“左”倾教条主义，团结群众，扩大文化学术界的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从汉夫参加“文委”的一九三五年秋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全面抗战，这是一个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大转折时期，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到争取第二次国共合作。要让广大的群众了解到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得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正是在这个危急关头，汉夫同志夜以继日，笔不停挥，在《读书生活》、《世界知识》、《自修大学》、《生活星期刊》等刊物上写了大量的国际述评和政论。他的文章发表时用过许多笔名，“汉夫”只是他的笔名之一。所以现在编辑他的文集时就遇到了不少困难。据我所知，搜集在这本文集里的，可能还不足他实际写的文章的三分之一。这里还可以讲一件鲜为人知的逸事：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大家都叫他“老谢”，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党之间，很少有人叫真名真姓的。所以直到一九三六年初，我也只知道他的笔名叫汉夫。有一次，他对我说，广州有一份托派办的小刊物，有一个人写文章也用汉夫署名，所以这个笔名不能用了。我想了一下回答他说，你在《读书生活》上用这个笔名写了不少文章，已经有了许多读者，不如加一个姓吧。于是我就在汉夫这个笔名前面加了一个“章”字。这样他就姓了章，党内外通行，知道他姓谢的反而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