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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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姓吧。于是我就在汉夫这个笔名前面加了一个“章”字。这样他就姓了章，党内外通行，知道他姓谢的反而很少了。直到这位“章汉夫”成为新中国闻名海外的、杰出的外交家为止。
我和汉夫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抗战前在上海两年，抗战胜利后在香港 两年。但是由于他和我曾同在“文委”工作过，所以十年浩劫中我的事株连到他，他的事也株连到我。在那时，逼供我最凶的有两个专案组，一是“周扬专案组”，另一个就是“章汉夫专案组”。“追查”的重点，就是你们为什么要解散左联，为什么要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回答这个问题本来是很容易的，解散左联是根据萧三从莫斯科的来信，提国防文学的根据是我们看到“八一宣言”。到今天，是非曲直应该是很清楚了。可是，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一九七九年九月，党中央为汉夫同志平反昭雪的前后，居然还有人窃窃私议，说什么“八一宣言”是王明起草的，所以“周扬一伙”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些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了。为了让现在的青年人知道一点历史的真相，写到这里，我想推荐大家读一读吴玉章同志的一篇文章：《关于＜救国时报＞的回忆》（见一九七八年出版的《社会科学杂志》第四期）。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八位代表（王明、康生、吴玉章、孔原、高自立、滕代远、饶漱石、沈之生），主持《救国时报》的先是李立三，后是吴玉章，“八一宣言”是由代表团共同商议，经过七天的反复讨论，写成初稿后，由王明译成俄文，经季米特洛夫最后定稿的。假如这个宣言也能说是“右倾”，那么，我们对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的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又能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卢沟桥的炮声打响，恩来同志就决定汉夫和潘梓年、许涤新等同志筹备出版《新华日报》，我则留在上海，协助郭沫若同志主编《救亡日报》。上海沦陷后，他转移到武汉，我则随《救亡日报》同仁到了广州。这之后，直到一九四二年，我们才在重庆见面。这五年中，我在广州、桂林、香港办报，只在一九三八年四月，我到武汉向长江局汇报工作时和他见过一面。抗战初期大家都很忙，大家也都很兴奋，可是那一次他却向我诉了苦。对这件事，我在《懒寻旧梦录》中提到过，他当时感到最困难的是来自“王明的刁难和挑剔”，“每天早上都提心吊胆，一个标题，一句话他认为不妥，就会挨骂。”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他从来就没有顺从过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我回到重庆。他就要我给《新华日报》副刊写稿，这就是后来成了专栏的“司马牛杂感”。我在国统区和香港办了几年报，一方面自以为懂得了一点读者心理，想写一点不落套的文章；但另一方面像我这样的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知识分子，也难免会犯自由主义的错误。所以一九四三年《新华日报》小整风，汉夫作为党报总编辑，就得为我和乔冠华、陈家康等人在副刊上发表的那些有错误的杂文负责。好在当时主持整风的董老坚持了治病救人的原则，所以我们几个人作了检讨，就没有受到处分。
一九四四年秋，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筹备组建联合国，汉夫作为董必武同志的助手，到美国去参加在旧金山召开的制定联合国宪章大会。这样，我就接替了他的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一九四五年秋我回到上海，先是办《建国日报》，后来又和姚溱、方行等同志办《消息》半周刊。但这两份报刊很快就被国民党反动派封禁了，于是我只能在别的报刊上写杂文，打游击。记得汉夫是一九四六年春回到上海的，大家都忙，只在马思南路的“周公馆”会晤过一次。眼看《新华日报》在上海出版没有可能了，恩来同志就派他到香港去复刊《华商报》。同年十月，国共谈判即将破裂，恩来同志要我到新加坡去，向海外侨胞传达解放战争时期的党的方针政策，我途径香港时，《华商报》、《群众》和英文《中 国文摘》都已出，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所以南方分局又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通过陈嘉庚先生和胡愈之同志在南洋“为香港进步文化界筹款”。汉夫当时是南方分局委员，香港工委书记。我在新加坡耽了七个月，筹集了三万多元叻币，于一九四七年回到香港，再一次和他一起工作了两年。他给我在《群众》上辟了一个专栏，先是“茶亭杂话”，后来又改为“蜗楼随笔”，一直写到一九四八年底。这些类似杂文的政论和时事述评，都是汉夫逼着我写的，或者是他出了题目要我写的。同年冬，中央调汉夫回解放区，担任外事工作，我再一次接替了他的工作，任香港工委书记。翌年四月底，我和潘汉年、许涤新回到北平，乔冠华接替了我的工作。
上海解放后，我们这几个人又同在上海军管会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汉夫分管外事，但时间不长，不久就调到北京，当了外交部副部长，部党组副书记，一直到“文革”为止。解放初期，有外事工作经验的干部不多，汉夫就成了恩来同志的得力助手，他再没有时间写文章了。所以这本文集里搜集到的最后一篇《在历史的转折点》，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发表在香港《群众》上的。
我在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工作了五年，一九五五年调到北京，在文化部也分管外事工作。因此和汉夫又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这一年他五十岁，正值盛年，但我却觉得他有点劳累，性格似乎也有点变了。过去在上海、重庆、香港，他不仅文章写得生动流利，待人接物也既有风度，又富幽默感。但当他作了外交官之后，也许是由于“外事工作授权不多”吧，他连对过去的老熟人也不再谈笑风生，随便开玩笑了。他兢兢业业地工作，陈家康讲怪话，说汉夫是一个“典型的职业外交官”，陈毅同志则夸他是外交部的好“当家”。一九五七年冬，有人给乔冠华贴了几张大字报，我问汉夫，“老乔出了什么问题？”他摇了摇头，一言不发。我有点纳闷，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要对我“保密”？这个疑团直到十年浩劫中看了“章汉夫专案组”向我提出的一大串提问之后才开始了解。原来，林江反革命集团要我“交代”的是：三十年代汉夫保释出狱时有什么条件，国民党给了他什么“任务”，在重庆工作时他和“美军联络员”有何“勾搭”，甚至异想天开，问他在香港为什么没有被捕？这些造反派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凡是被捕过的人一定是叛徒，没有被捕的人则一定是内奸！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专案组提问我时说漏了嘴，居然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是谁保护了他？在外事口，有什么人能保护他，这是谁都能想到的。项庄舞剑，目标是什么，一切都清楚了。
汉夫比我小五岁，他却在十四年前就被迫害去世了。他只留下了这么一本文集。今天，还有多少事要他这样的人来做，有多少文章要他这样的人来写啊，我写不下去了，仰天长叹，呜呼！
一九八六年十月（原载《章汉夫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出版。）
《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戏剧卷》序
序跋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文体，追其源，可以上溯到《书序》、《诗序》，乃至杜预的《春秋序》、皇甫谧的《三都赋序》等等，现在一般的说法，写在书前者曰序，写在书后者曰跋。因为按字义，序与叙通，序言相当于前言，而足后为跋，故“书文字后者曰跋”。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王力教授在《古代汉语》中说：“古代序文是在全书的后面，综述作书的宗旨，如《史记》的《太史公自序》，《汉书》的序传，许慎《说文解字》的叙等，皆在书末。汉代以后，书序才置于书首。”但是不论是序或者前言，是跋或者后记，都是散文的支系，写这种文章的目的都是为了介绍或叙述著作的立意和宗旨。序跋既有作者自己写的，也有作者的师友写的，当然，序的涵义不止于此，始于唐代的“赠序”，如韩愈的《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等，则是临别赠言，叙友情、发议论，不一定涉及到对方的著作。
序跋是散文的支系，是一种非常自由的文体，自序自跋既可以吐露写作前后的心态历程，可以抒怀、反思、释愤，也可以像司马迁用的“太史公曰”的笔法，在客观叙述之后，明确地点题，说明作意。蒲松龄写《聊斋》谈狐说鬼是暗喻，而后面加上的一段：“异史氏曰”则才是点睛之笔，也就是作者的言外所指。
替别人的著作写序跋，主要是叙述和介绍作者的为人行事，使读者“读其书而知其人”，既可以抒发友情，闲叙家常，又可以针砭世态，春秋贤者。序跋可以褒，也可以贬，序跋中对原著间有微词，也是很常见之事。文艺作品和它的作者永远离不开时代，离不开社会，而从“五四”到一九四九，中国正处在一个革命和战争的年代，也正是中国新文艺创基立业的关键时刻，新者方生，旧者未死，作为中华民族之脊梁的先进知识分子，背着沉重的旧传统包袱，忧时愤世，苦闷，彷徨，摸索，想找出一条解放自己、改造社会的道路，三十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但在他们走过来的这条崎岖的道路上，却洒遍了泪水和血汗。创业艰难，年轻的探索者难免要走弯路。现在，要了解和研究这一段时期的历史、社会、文学，可以读到许多作家的专集，也可以读到许多传记和史料，但是我还是觉得除此之外，读一点那一时期的作家们为自己或他人的作品而写的序跋，能够更清晰地了解到新时期文学工作者的心态和心声。
在中国，话剧是文苑中的一朵新花（从胡适的《终身大事》算起，还只有六十六年），它不像诗歌、小说那样有悠久的传统，所以它的生成和发展，又另有一种很不相同的境遇。尽管事过境迁，这些都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但是回过头来看看当时剧作家们怎样看、怎样想、怎样运用话剧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来抒发他们的思想感情，对后来者也还是有益处的。所以我很高兴写了这篇短文，作为这本现代戏剧序跋集的代序。
一九八七年春
《国际新闻社回忆》序
国际新闻社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中奋斗了整整十年，于全国解放后宣告结束，迄今也已经过去了三十八年。实际主持这个新闻机构的范长江、孟秋江、陈同生等同志和全力支持它的胡愈之、金仲华等同志，都已相继去世。在文网周密的恶劣环境中，为了争取团结抗日、民主进步而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这个民办通讯社的功绩，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也还没有一部系统的、实事求是的著述。因此，《国际新闻社回忆》的出版，无疑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一二。九”事件和“西安事变”前夕，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在胡愈之同志主持下，办了一份会刊《救亡日报》。参加这个刊物的新闻界同人恽逸群、杨潮、石辟澜等，为了团结新闻工作者参加救亡活动，曾和潘汉年、刘少文同志商谈，打算组织一个“新闻界救亡协会”。但由于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对新闻界控制严密，争取各大报头面人物参加还有困难，于是就开始筹备组织一个以新闻界“少壮派”为主体的“青年记者学会”。抗日战争开始，这个建议得到当时在《大公报》工作的范长江同志的赞同。于是“青记”（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就于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成立。我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机关报《救亡日报》的时候才从事新闻工作的。上海沦陷之后，《救亡日报》迁穗，从那时起，就和“青记”及范长江、孟秋江、陆诒等同志保持着工作上的联系。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沦陷，《救亡日报》又从广州迁移到桂林复刊。这时，范长江同志和我谈起了“青记”打算办一个通讯社的问题，他说：“青记”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民间组织，以青年记者（当时的主要成员都是战地记者）为骨干是必要的，但是这条战线一定要扩大，要争取更多的新闻界知名人士参加；其次，这个组织一定是做一点实际工作，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办一张报纸还有不少困难，“青记”这个小团体有人力而无财力，况且桂林已经有了《救亡日报》，长沙有了《抗战日报》，办起来也只会分散力量，所以他想办一个通讯社，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