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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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桂林已经有了《救亡日报》，长沙有了《抗战日报》，办起来也只会分散力量，所以他想办一个通讯社，发挥“青记”在各地会员的力量，通过香港、仰光等地，将解放区和国统区的真实信息发往香港、南洋和海外的侨报，为争取团结抗战、民主进步尽一点力量。他还说，这个设想已经酝酿了很久，在武汉也经章汉夫请示过恩来同志，并得到他的赞成和欣赏。当时我在桂林办《救亡日报》，一方面是国民党的“中央社”实行“新闻垄断”，而我们又没有可能派记者到战地去采访，所以当长江说“青记”在延安和晋冀鲁豫都有会员，可以通过这个通讯社向国内和海外进步报刊提供战地通讯时，我就举双手表示赞成。一九三八年是一个很不平常的年头，希特勒在欧洲蠢蠢欲动，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汪精卫等正在千方百计地向重庆“诱和”，企图破坏国共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大后方和海外侨报透露一点党的方针政策，传播一点抗日最前线的真实信息，无疑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长江同志的意见很快得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同志和桂林文化新闻界的支持，对建社方针、具体业务，长江和胡愈之、张铁生、陈此生等同志作了反复的讨论，最后决定了两条基本原则，这就是：政治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时，为了适应当时形势，范长江和主要负责同志都以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各方（国民党、民主党派、桂系）联系，争取公开合法。这样，“国际新闻社”就于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桂林正式成立。由于当时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已有近千人的会员，并在延安、华北、重庆、香港等地有了分会，所以，“国新社”除总社设在桂林之外，“青记”的各地分会也就成了“国新社”的分社。据我记忆，“国新社”成立时只有一个小而精的办事机构，脱产的专业人员很少，绝大部分社员和社友不仅都是义务撰稿，而且还为总社筹募基金。
　　“皖南事变”之后，“国新社”桂林总社和《救亡日报》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封禁，在大后方的工作被迫停止，但是在解放区和香港的分社依然存在。一九四○年二月，长江和我都到了香港，与在港的金仲华、郑森禹、胡仲持、杨潮、王纪元、张明养等同志一起，在廖承志同志的支持下，加强了香港分社的工作。为传播解放区和大后方的真实信息，反对英、法、美等国的绥靖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在香港及东南亚华侨报刊上起了很大的影响。同年五月，由邹韬奋、范长江、茅盾、沈志远、金仲华、于毅夫等联名发表的有名的宣言《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也是通过这个通讯社用中、英文传播到南洋和欧美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港文化新闻界在东江纵队的大力协助下，分批经东江、澳门撤退到韶关、桂林。范长江和韬奋转道赴新四军根据地。国新社的工作中断了一个时期，但它的社员和社友们依旧在新闻战线上艰苦奋战。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国新社又在上海和香港等地恢复工作。继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民主和自由而奋斗，直到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宣告结束。
　　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艰难地工作了整整十年，历史是短暂的，岁月流逝，人事沧桑。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范长江、孟秋江、陈同生、金仲华都在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死；建社初期的“青年记者”和一大批“小青年”，现在也已经年逾花甲、古稀，他们在“文革”中也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诬陷和迫害。到现在，即使在新闻界，知道“青记”和“国新社”的人，可能也已经不多了。但是，范长江、孟秋江、金仲华、陈同生这些先驱者的名字，将在中国新闻史上永久发光。“青记”和“国新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三座大山和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作出的卓有成效的贡献，也必将永远不会被人忘。
　　《国新社回忆》的出版，对中国近代新闻史提供了许多真实可贵的史料。作为“国新社”的社友，愿把这本书推荐给有志于新闻工作的读者和其他读者，以奠故人，以励来者。
　　写于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五日
　
　忆老友承志
　　　　　　　　　　　　　　　　　
　　──《廖承志诗文钞》代序
　　　　　　　　　　　　　　　　　
　　一大叠《廖承志诗文钞》的清样，摆在我案头已经很久。廖茗（笃笃）要我替这本书写一篇序，催过我也不止一次了。可是翻阅他的每一篇诗文，都使我感到哀伤，他走得太早了！承志比我小八岁。假如他今天还在，正好是八十岁，但他离开我们已经整五年了。
　　提起笔来，数不尽的往事就浮映在我的心头。
　　一九二七年四月，我在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工作。当时在陆军士官学校念书的李人一介绍给我一个刚从广东到东京的青年人，一身和服，穿着一双高高的木屐，显得更瘦长了。他向总支部报到，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九二五年在广州岭南大学入党的，还谈了一些国内情况，我给他登了记。直到他走了之后，李人一才告诉我，他就是仲恺先生的公子。那是“四一二”事件之后不久，在东京的国民党发生了分裂，西山会议派砸了总支部的机关，我被警视厅传讯，接着就被迫回到上海。下一年五月，发生了济南事变，承志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组织留学生上街示威，被捕后也就被驱逐出境。
　　我和他第二次见面，是一九二八年八、九月间，在上海虹口吴淞路有恒路口蔡叔厚办的绍敦电机公司。这表面上是一家销售和修理家用电器的商店，实际上则是中共闸北区委的联络站。蔡叔厚是我的中学同学，留学过日本的电机工程师。青年时代就是杨贤江、胡愈之的同乡好友，所以他一九二七年入党之后，这家公司就成了大革命失败后流亡到上海来的革命党人的掩护所和联络点。我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就住在这个地方。由于蔡叔厚当时没有政治色彩，又是一个“老板”，所以从日本回来的共产党人都把这家公司当作安全的落脚点。当时任闸北区委书记的郑汉先（陈德辉），也经常在这里约人见面和开会，廖承志到绍敦公司来找我，就是郑汉先带他来的。这时他已经西装革履，很神气了，所以我打量了他一下之后就对他说：“为什么不穿和服了？到这儿来，穿和服最保险，因为这一带的巡捕最怕日本人。”这段时间他几乎每星期都到这儿来，海阔天空地聊天，有时他还带些日本点心、寿司之类来请客，渐渐熟了，我和他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当时他才二十岁，才华横溢，爱开玩笑，搞逗人的小动作，但显然还缺乏社会经验，不懂得旧社会的人情世故。他知道日本的事情比知道中国的还要多。所以蔡叔厚一再“传授”他防止特务盯梢的办法，和搞地下工作的技巧。我也对他说，碰到外国巡捕，你最好讲日本话，冒充日本人。他在上海呆了不久，就飘然到欧洲去了。直到一九三二年又回到上海，依旧在绍敦公司见面。这时他老练多了，但是爱开玩笑的脾气没有变，爱吃寿司和日本酱萝卜的习惯也没有变。
　　一九三三年三月底，蔡叔厚从特科得到消息，说廖承志和罗登贤被捕了，押在老闸捕房，宋庆龄和柳亚子正在设法营救，请了一位叫唐鸣时的大律师给他辩护。开庭那一天，特科还派人去旁听。据说在法庭上他很潇洒，还对法官做了鬼脸。关了不久，由于宋庆龄的营救，和他母亲何香凝逼着吴铁城给蒋介石打电话，就保释了。这之后无影无踪，后来才知道他到苏区去了。关于他的被捕和保释，《诗文钞》中留下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一篇是一九三三年八月他给柳亚子的信；一篇是他一九八一年为悼念宋庆龄而写的《我的回忆之二》。
　　抗战开始，上海沦陷。一九三七年底，我和潘汉年一起到香港。大约是一九三八年一月，我们到跑马地何香凝先生寓所见到了他。这时他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一方面协助宋庆龄、何香凝主持保卫中国同盟，向港澳及海外侨胞筹措经费，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及东江纵队，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共南方分局的负责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了分局和香港工作委员会的全面工作。他是名副其实的华侨世家，仲恺、香凝先生在海外有巨大影响。他又在德国、荷兰做过海员工作。所以在五十年代后期猛吹“左”风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公言：“我这个人有千丝万缕的、切不断的海外关系。”从这时候起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我和他一起工作了四年。我们在广州、桂林办《救亡日报》，在香港办《华商报》，乃至在东南亚、北美办华文报刊，可以说无一例外地都是在他支持和领导下办起来的。在这一段时期，他做了两件永远难忘的、也是任何人难以做到的大事：一是通过保卫中国同盟，为解放区军民募集了大量的资金、器材和医疗用品，动员和组织了数以万计爱国青年和文化工作者到解放区去学习和工作；二是在香港沦陷之后，在万分危急的环境下，和东江纵队紧密合作，舍死忘生地救出了四五百位民主党派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不但营救了中国人，也救出了大批国际友人（据《东江纵队营救国际友人统计》，救出了英国人二十名，美国人八名，印度人五十四名，丹麦、挪威、苏联、菲律宾人共七名）。在日本侵略军统治下，在短短的一个月多的时间内，无一伤亡地进行了这一场“秘密大营救”，真是惊心动魄的创举。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是终身难忘的。
　　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之后，一九四二年四月，因叛徒告密，他在广东乐昌被捕，在军统集中营里关了四年。直到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二年，一九四六年一月，才获释放。同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时，我问他：“你一共被捕过几次？”他说：“数不清了，东京一次，德国一次，荷兰一次，这都是在国外。加上被国民党逮捕了两次，长征中被张国焘关了一次。”他扳着指头数算了一下，笑着说：“看来我这个人命中注定是要蹲监牢的。”关于长征中遭到张国焘迫害的事。他在悼念恩来同志的文章中只说被“监禁”，但当时和他一起被捕的朱光（五十年代曾任广州市市长）则对我说过，有一段时期承志是带着镣铐行军的。朱光说，要不是廖承志能画宣传画，能办墙报，张国焘少不了他，否则，早就和胡迪、曾中生一起被“收拾”掉了。
　　写到这里，又把《诗文钞》读了一遍。第一辑是诗词。他多才多艺，能画漫画，能演戏，能写没有八股味的文章，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我一直不知道他还能写诗，写很不错的格律诗。他的诗从来没有发表过，也从来没有给别人看过，因此我读了之后真的吃了一惊。他欢喜画人像漫画，开会听报告的时候也画。一九六一年“秀才”们在钓鱼台写反修文章时，他还把出席莫斯科会议时画的十几幅各国大人物们的画像作了“内部展览”。他会演戏，在德国演过，在苏区也演过。我问他演什么角色？他很得意地说：“最拿手的是演反面人物，特别是丑角，假如要我演南霸天，肯定可以和陈强比高低。”他写了这么多诗，为什么一首也不发表呢？这是一个谜。读了他的诗，我深深地为他一九四二年在集中营中写的《沁园春。有感》和“文革”时期写的《六十生日自嘲》、《无题》和《一月十一日——三十年纪念也》所感动。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在坎坷征途中他是一个顶天立地、无畏无私的战士，他爽朗、洒脱，爱开玩笑，搞小动作，这是每一个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深知的，但是他对父母的敬爱，对姐姐、妻子和儿女的柔情——像一股幽　兰似的清芬，那是只有读到他的诗词和书信，才能体会到的。
　　全国解放后，他除当了一个时期的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之外，主要是在恩来、陈毅同志领导下做侨务和外事工作。这都是政策性很强、头绪纷繁，而又是“授权不多”的工作。可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干得游刃有余，非常出色。
　　从孙中山从事民族民主革命起，经过抗日战争，到新中国建设，千万华侨对祖国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抗日战争时期，香港是我们党和民主力量对外宣传和争取外援的唯一通道。五十年代，侨汇还是新中国能够得到的最可靠的硬通货收入，可是到一九五七年刮起了“左”风，侨务工作——团结华侨和保护华侨、侨眷利益，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