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华侨史话-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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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8年，为躲避拿破仑大军的进逼，巴西的宗主国葡萄牙王室驻跸巴西首府里约热内卢。王室为稳定政治局势，采取了一些发展殖民地经济的改良措施。措施之一就是要从中国招募茶农，并让他们携带茶树苗，一道运至巴西，以发展中国式的种茶业。1810年，澳门葡萄牙人奉命从广东、福建招募有种茶经验的几百名中国茶农移居到巴西圣保罗州，企图把茶叶发展成为大宗出口的商品。但由于巴西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与中国不同，加上中国种茶工人有不满情绪，巴西发展种茶业的尝试失败了。
无论是葡萄牙人把华工移殖到巴西，或者是英国人把华工移殖到特立尼达岛，都是采用明末清初以来东南沿海一带居民结伙到南洋各地做工的民间传统方式，即形式上采取招募华工，订立雇工合同的办法。这些契约华工是19世纪中叶以后大规模输入拉丁美洲契约华工的先驱。
（2）早期赴北美的华工和华商
早期赴加拿大的华工与英国殖民者开发加拿大西部海滨地区有直接关系。1776年，英国宣布占领加拿大西部面积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地区，称为新加利杜尼亚。当英国占领新加利杜尼亚之际，这个地区人口很少，劳动力奇缺，迫切需要输入大批廉价劳动力，来开发这片广阔的处女地。为满足这一需要，1788年，英国船长约翰·米尔斯从澳门将少量的中国铁匠和木工，移入到加拿大西部的温哥华岛，在该岛的奴加生港建造北美第一艘40吨重的大船“西北美洲号”。次年，西班牙殖民者侵入温哥华岛，将奴加生港英国人的财富洗劫一空，而华工则下落不明。据米尔斯船长记载：“运来华工是一种实践；他们一般被尊为能吃苦的、勤劳的和心灵手巧的种族。他们靠大米和鱼生活，只要低工资，这是从经济上考虑而雇佣他们。在整个航程中，有一切理由来对他们的服务感到满意。”①据说，还有一个名叫孟马克的华人，从英国到达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在现在多伦多旧唐人街中心的约克街开设一个杂货店谋生。以上这些勤劳刻苦的华工、华商，开创了华人进入加拿大的先河。
美国独立之前，即17、18世纪，北美与中国的贸易交往是由当时的西班牙属地、现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进行的。大帆船每年定期往返于马尼拉和墨西哥之间，航途中先到达加利福尼亚海岸港口，卸下部分中国货后，再驶向墨西哥。这是当时北美西海岸对华贸易的一种间接渠道，且为西班牙所控制和垄断。当时，到达北美的华人人数极少。根据记载，1571年，曾有一批造船工到达北美加利福尼亚。在1571—1748年间，已有华工在加利福尼亚南部海岸和西北部海岸从事造船活动。
1776年，北美殖民地人民正式宣布独立，经过艰苦的七年独立战争，并于1783年迫使英国签订承认美国的条约。
北美反英独立战争的胜利，给对华直接贸易和移入华工创造了有利条件。独立战争胜利结束的次年，即1784年2月22日，以约翰·格林为船长、以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立过战功的山召茂少校为船管理员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启航，渡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8月23日到达澳门，28日到达广州黄埔港，成功地完成了从纽约到广州的试航。“中国皇后号”的试航成功，标志着中美直接贸易往来的开始，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
“中国皇后号”试航成功后，美国“试验号”、“土耳其皇帝号”、“同盟号”、“哥伦比亚号”和“华盛顿号”等大批商船陆续驶华，以皮货、棉布以及鸦片换取中国出产的纺织品和茶叶等货物。随着中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华工亦随之零零星星地到达美国。1785年，美国商船“巴拉斯女神号”从中国广州抵达美国东海岸的巴尔的摩时，船上35名船员中有三名为中国海员阿新、阿金和阿信。他们上岸后在美国滞留将近一年才回国。1796年，一个荷兰东印度公司人员移居费城时，曾带去五名华人仆役。1807年，已有一个华人在纽约居住。然而，在美国移民当局的正式记录中，是把1820年作为第一个中国人来到美国的年份。据美国移民委员会记录，在1820—1840年的20年间，只有10多个中国人来到美国②。
总之，鸦片战争以前的赴美华工，只是零零星星的，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偶然性。严格来说，他们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侨民。他们同19世纪中叶，中国“门户开放”后被拐骗、强迫签订卖身契约的大批赴美华工还有本质上的差异。这就是说，近代真正意义上的华工和契约华工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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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亚历山大·贝格：《不列颠哥伦比亚史》，第25页，多伦多，1894年。
②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七辑，第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第二章 美洲的华工和契约华工
赴美华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赴美国的“赊单工”，另一种是赴拉丁美洲的契约华工。尽管其形式不同，但他们赴美的原因和遭遇，却几乎是相同的。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的东南沿海地区
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三邑”和“四邑”是我国最著名的侨乡。“三邑”是指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区的番禺、南海、顺德三县（今俱为县级市）；“四邑”是指仍属于珠江三角洲范围的新会、台山、开平和恩平四县（今俱为县级市）。
为什么“三邑”和“四邑”成为著名的侨乡呢？这还要从鸦片战争谈起。
大家知道，1840、1856年英国侵略者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都是在广东爆发的。广东是鸦片战争的主战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东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战后，英国又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政府勒索巨额赔款，而广东省就负担了赔款的70％。更有甚者，英国侵略者在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时，还逼迫清政府代表耆英口头同意：以后各国商船是否载运鸦片，中国无须过问，也无须在这方面采取任何措施。此后，清政府一直遵守这一允诺。侵略者有恃无恐，源源不断地把鸦片输入中国，其中有3/5是以广州为销售市场①，使属于广州附近的“三邑”、“四邑”人民深受其害，生活更加恶化。
沉重的税收，毒品的泛滥，英国纺织品、铁制商品的流入，严重冲击了广东地区的广大农村和手工业经济；不断的社会动乱，更使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民不聊生，许多人不得不远走他乡，出外谋生。正如美国史学家贡特·巴特指出的：“19世纪中期，社会混乱不安，迫使广东人不得不到海外谋生，以赡家活口。当时政治和经济都陷于无政府状态，村民只能担起保卫旧日美好生活的责任，离开他们的双亲、妻儿和亲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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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李春辉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第23页，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②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七辑，第7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第二节 从掠夺华工到签订招工合同
中国大门被殖民者的炮火轰开以后，为殖民者直接、公开地大批掠夺中国的“苦力”创造了条件，在东南亚地区为新加坡建立的转买苦力的中心市场，被殖民者迅速转移到了中国大陆，从过去零星的贩卖人口发展为大批华工被拐骗，贩往整个美洲。
1846年12月7日，英国经营苦力贸易的投机商德滴到达厦门，声称受西班牙政府之托，要在厦门建立西班牙领事馆。闽浙总督刘韵珂准其所请，德滴就在厦门开办为西班牙经营苦力贸易的大德记洋行——卖人行。为了囚禁拐骗到的华工，大德记洋行在厦门海关附近设立了大巴拉坑（Barracoon，葡语，即猪仔馆。华工，澳门人贱称“猪仔”，“猪则等人于畜类，仔者微贱之称也），并在洋面上停着一艘名为“伊米格兰特号”的猪仔屯船，专门收受人贩子交来的“猪仔”。
厦门成为贩卖人口的中心后，殖民者又把距厦门100英里左右的汕头、加上澳门及离澳门北部不远的金星门作为进行苦力贸易的重要据点。还有一个中心就是所谓的“自由港”——香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华南多数港口都建立了人口贩卖市场，而贩卖中心则已转移到了广州。
开办这些贩卖人口公司的殖民主义者主要是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和西班牙人。他们在掠夺华工时，收罗了我国的一些地痞、流氓和恶棍，作为招募人，用花言巧语、赌场、妓馆等诱惑和绑架等手段，把广东、福建等地的许多农民骗去当苦力。
殖民主义者在中国东南沿海港口设置人口贩卖和华工转运中心后，就开始运用种种卑劣手段诱骗苦力，甚至公然绑架苦力。当时东南沿海港口的劳动人民，为此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一旦苦力被骗子、捕手捉到，便立即丧失人身自由，押到停泊在港口海面的小艇上。在珠江口岸，这种小艇经常是四五十只成列地排开着，可以说是一座座活地狱。艇上由外国的人贩子坐阵指挥。凡是被绑架上小艇的人，如拒绝“签订”出洋“合同”，就要遭受残酷的刑罚。例如，有的被拴住拇指或脚趾，悬空吊起毒打；有的被装进竹笼，扔进水中浸泡；有的被捆住双脚，用点着的香火烧炙；有的被双手合掌绑紧，再用竹签敲入两掌之中，等等。直到他们“同意”签订契约为止。
苦力被迫同意后，便由小艇送往离海岸较远的“猪仔屯船”上。“猪仔屯船”实际就是奴隶贩卖船，是一所特制监狱。船内黑洞洞的，见不到一点光线。猪仔铺位排列成长列，直贯全舱，舱内最宽处不能两个人并立，空气令人窒息。苦力被装满后，猪仔屯船就离开中国海面，驶向美洲。
卖国投降的清政府对掠夺华工的“猪仔屯船”毫无办法。但广东广大农民为保卫自身的安全，挺身而出，同殖民主义者的强盗行径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他们努力捕捉那些为西方人贩子效力的猪仔贩，并按照本地的传统办法予以严惩，以伸张民族正义。被拐骗的华工亦为逃出虎口，奋起斗争。1858年8月12日，美国猪仔屯船上的87名华工在被押往澳门途中曾趁机起事，愤怒地杀死了人贩子，毁坏了屯船。广州各界商行亦纷纷联名给英国领事馆写信，揭露外国人贩子掠夺良家子弟，卖民为奴的罪恶行径。广州各界的抗议活动风起云涌，使外国殖民者胆战心惊。
英、法殖民主义者为了继续从这宗罪恶的买卖中获取高额利润，便买通中国的衙门，导演了一出建立“自由移民”的把戏。1859年4月6日，南海、番禺两县知县贴出“联衔告示”，对被承招华工，不必阻止他们“随外人出洋”。这等于承认华工出洋的合法性。三天后，广东巡抚柏贵又贴出告示，规定广东商民，如自愿出洋，“毋庸禁阻，令其任便与外人立约出洋”。表面是允诺“自愿出洋”，实际上是使殖民主义者在华掠民为奴合法化。随后，英国政府即以此为依据，逼迫清政府承认了这种“合法”的先例。1859年11月10日，英国招工专员奥斯丁在广州西关挂起了第一块“招工公所”的牌子，正式成立了“合法”的“招工馆”。1860年2月18日，时任两广总督的苏崇光又接受英法联军司令官的建议，颁布了“现议外国招工章程十二条”，这是以清朝官员名义颁布的第一个招工章程。此章程不仅没有保障华工的任何权利，而且将管理招工的权利统归于由英人担任长官的税务司。至此，中国清政府的官员在“招募”华工问题上就毫无发言权了，只能听从殖民主义者的任意摆布。
掠夺人口的合法化，使广东等地的招工馆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一些劳苦群众因生活所迫也开始同招工馆签订苛刻的招工合同。以下是一份华工签订的招工合同。
我出生于中国____。现年__岁。今与瓦加斯公司签订契约，条文如下：
（1）我保证乘公司指派的船赴古巴哈瓦那。
（2）我保证服从多利西斯、斐朗和杜比利斯先生或他们把我转让的任何人的吩咐，在古巴工作八年。不论他们派我到田地上、村庄里还是私人家庭、工厂或任何地方，不论派我耕种、修路、种咖啡、打铁、当家仆还是任何其他工作，我都保证服从。
（3）八年工作期的算法是：如我抵达古巴时身体健康，就从到达哈瓦那后被买主领去的第一天算起。如抵达古巴时生病或不能立即干活，就从离开医院的第八天算起。
（4）工作时间要根据工作性质由买主决定，有时只能断断续续休息。但每隔24小时，可以集中一段时间睡眠。早晚饭时间以当地工人的作息时间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