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往事:国史经典蚜-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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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断寻求人类心灵的共鸣。
子贡派的变法家、纵横家在战国时期昙花一现。子夏派的博士、经师随着汉代的衰亡而没落。宋代儒学兴起之际，复兴者们最为钟情的却是早年颇受冷落的曾子一派，在古典时代终结后，他们依然以内心的自省为反观现实的参照。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功令：此指国家颁布的发展教育、实施考核、选拔人才的法令。广厉学官：指扩大国学规模，提高教师素质。学官，太学里的教官。］，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关雎：诗经篇名。司马迁认为此诗是用来讽刺周代政治的。］，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闵：通“悯”，可怜，痛惜。王路：即王道。］，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韶：古乐曲名。相传孔子在齐国学韶乐专心，食肉无味。］，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辞微而指博：语言简单但含义深刻。］，后世学者多录焉。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子路、子张、澹台子羽、子夏、子贡：皆孔子弟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田子方、段干木：都是魏国名士，分别受学于子贡、子夏。吴起：曾受学于曾子。禽滑厘：墨子弟子，司马迁言其受学于儒门，未知据从何出。］，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孔甲：孔子八世孙。］，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归与归与”至此：语见论语公冶长］”。夫齐鲁之闲于文学［闲：通“娴”，熟悉。］，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选首：首先被任命为官。］，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庠序：学校。见下文。］。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乡：通“向”，趋向，赞同。］，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汀┫啵┗评稀⑿堂偌抑裕游难逭呤偃耍锖胍源呵锇滓挛熳尤酃锖耄阂蚴煜す虼呵锒竦煤何涞鄢栊牛圆家律矸萜讲角嘣啤＃荩庖云浇蚝睢Ｌ煜轮棵胰幌绶缫印�
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丞相御史言［丞相御史言：汉代群臣上书，开头的固定格式。下文“制曰”是引用汉武帝诏书中的话。］：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与博士弟子：给博士配备弟子。与，给予。］，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太常臧：指孔臧，太常是官名。博士平：博士名平的，姓不详。］：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令相长丞：指县一级的行政长官。二千石：指高于县的郡一级。］，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与计偕，诣太常：跟随各郡国上计的官吏进京，到太常那里报到。计，代表郡国到朝廷汇报郡国情况的官吏。］，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通一艺：精通五艺中的一种。文学掌故：太常下属的小官。］；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高弟：成绩优异。郎中：皇帝身边的低级侍卫官。籍奏：造册上报。］。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秀才异等：成绩特别突出的。辄以名闻：将其姓名上报朝廷。］。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请诸不称者罚：意谓有不称职的，荐举的要受罚。］。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此句晦涩。颜师古曰：“言治礼、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学、习礼仪而用之，又所以迁擢留滞之人。”刘敞曰：“言治礼、掌故，其迁常留滞，故请特选用以劝之。”］。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让他们给左右内史与大行令充当卒史，担任卒史者必须具备一定职阶。左右内史，指当时首都长安及其郊区的行政长官。］；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诵多者：指诵习儒书多的人。］，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备员：指按照沿边各郡一人，内地郡国两人的规定把人数配齐。］。请著功令。佗如律令［“请著功令”至此：意谓请求把这一项作为法律确定下来，其他按旧有的规章办。］。”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延伸阅读
今古文之争议
春秋、战国时代流传的书籍大致有三种：诸侯国的史记，鲁国收藏的周代官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述。其中前两种著述多是周代王官之书，以古代文字写成，而诸子之书多以晚近文字流传。
秦代施行书同文的政策，以严密的正字法统一帝国境内的文字。此后又发布挟书令，禁止私人收藏古代政治书籍。历经秦末汉初的战乱，至汉代重兴学艺时，古典著述大多流散，可以辨识古代文字的学者也为数寥寥。汉朝廷唯有向民间搜求书籍、学者，以弥补此一缺憾。
汉初复原古代典籍的工作主要依靠世代传习经文的学者的口述，这些抄本是以汉代流行的隶书记下学者的口传回忆。在这种情形下，抄本之中自然也录下了学者自己的理解，发挥甚至谬误在所难免。另外少量的经典是根据尚存于世的古代典籍残本，将其重新写成隶书而得的。
这种在汉初以隶书写就的典籍复原本被称为今文经。通习今文经的各家学者被立为博士，负责传授典籍，赞襄政务。博士并非高官显宦，但是常常参与政治要务的讨论，或者被委以独当一面的重大使命，故而是汉代极受推崇的官位。在学术上，今文经学者极其重视恪守世代相传的经义解释，往往视自由的研究为离经叛道之举，这种保守的倾向与朝廷的认可不无关联。
与今文经学不同，古文经学源自出土的古代典籍原本。这些原本收藏于皇家图书馆，但是汉初今文经学者大多不识古代文字，难以考证其真伪。况且恪守本门经义的今文经学者，对古代典籍有意冷落。但是后来的学者研究之后，逐渐对这些早期的抄本发生兴趣。他们要求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立为官学，两种经学之间的争议由此展开。
今文经学者与朝廷联系密切，他们受到朝廷的鼓励，以经文为朝廷粉饰政治。各家学者严格坚持本门的解释，以维持自己的学官地位，并搜罗弟子以自固。在各家内部，学者与其弟子的关系形同官员与下属，于学术难以交相启发。而后起的弟子为了追求学官地位，也往往发扬新说，以附会、粉饰当时的朝政。故而今文经学派渐渐沦落为不惜巧言令辞，穿凿附会以追求荣禄，在学术上空洞、虚妄，而又四分五裂的官方学派，越来越难以吸引追求知识的学者。
相比较而言，古文经学长期在民间流传，与朝廷疏远，保存着较为朴实的学风。而且治古文经以辨识古代文字为先，故而古文经学者往往是训练有素的文字、音韵、考据学者，有着严格的学术传统。古文经学本着民间的立场，更着意于知识的追求，因此可以兼采诸家之所长，甚至对于其向来轻视的今文经派学者，也不因人废言。今文经学盛行几百年后，越来越借朝廷的支持以自固。因此在朝廷厌弃这个一无所长的学派后，立刻烟消云散，唯有部分被古文经学派吸纳的见解，依然受到后人的追忆。
第25章 天人三策（）
（东汉）班固
导读
本文选自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陆贾与贾谊暗示君主专制可以引入儒家传统的典范，但是，要使儒家传统与君主专制互相调和，尚有待于董仲舒的努力。
鲁国是周公姬旦家族的封地，是周初的首席诸侯，向来与周王室最为亲近。姬旦家族受封后，周王室将祝、史等王室官员赐予鲁。因此鲁国受周礼熏陶最深，春秋之际就流传有“周礼尽在鲁”的说法。鲁国史官编撰的历史春秋，是以周代正统政治观念写作的政治史。故此春秋之褒贬也被视为蕴涵周代政治理想的典范之作。秦兼并六国后，发布挟书令，禁止民间收藏、传习春秋等典籍，因为其中保存的政治理想与秦代奉行的君主专制政治大相径庭。
汉王朝至汉武帝时，朝廷已经镇压了反叛的诸侯，斥退了汉初的勋旧大臣。汉武帝的政治愈来愈使人联想到被斥为暴政的秦代政治。因此皇帝企图试探钟情于古代传统的儒家学者，是否会认同自己的地位。皇帝与董仲舒的问答就是当时的君主专制政体与古代传统的一次对话。这次对话以记载着古代历史的春秋为起点。春秋原是一部世俗的政治史，儒家早期的学者在研习春秋时，发挥见解，形成了称为“春秋三传”的注释本：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左传征用史料，对春秋简略之处进行补充，而春秋公羊传则强调其中的政治蕴涵。董仲舒发扬了春秋公羊传的传统，对春秋进行了学理性的梳理，将其纳入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完成了对春秋的学理改造。
在董仲舒的体系里，春秋不仅是一部世俗的政治史，更是一种形而上的意志在世俗政治上的映照。因此，春秋封建政治的理想并不与汉王朝的君主政治原则冲突，相反，二者都服从一个更高的自然法则。如果春秋的时代要比汉王朝更令人向往，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更好地遵循了那自然的法则，而这恰恰是今世的君主应该效法的。董仲舒的体系以一种学理性的语言重新描述了儒家钟情的古代传统，从而提供了一个新的典范，古代儒家的政治理想则被镶嵌在其中。
严格的批评者认为董仲舒对君主专制让步太多，因而丧失了儒家的传统。而在韩非、李斯等君主专制主义者看来，董仲舒为君主专制的辩护却是有害的。因为这一辩护其实暗示君主专制是需要被授权，也是需要述职的。虽然这两种批评都不无根据，却无意中提到了董仲舒的贡献。至此，在君主专制政治与儒家的古代传统之间，终于达成了某种妥协。严格的君主专制政体会是残暴的，而严格的儒家传统却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