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往事:国史经典蚜-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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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论任贤（）
（唐）吴兢
导读
本文选自贞观政要卷二论任贤。
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招揽人才，充实幕府。其中既有冲锋陷阵的将领，也有多谋善断的文士。平定全国后，善于处理政事的文士渐渐得势。李世民发动政变夺位自立后，罢黜了自恃参与政变有功、桀骜不驯的将领，刻意培植文官政府。在秦王时期就追随李世民的文士更见重用，纷纷进入朝廷中枢。除任用自己的亲信之外，李世民也留意招揽先前的政敌，为后者在朝廷中留有一席之地。前朝的贵族、官员，内战时期的反叛者，共同组成了贞观年间的朝廷，他们的政治影响一直延续到中唐时期。
与北周、隋以贵族政变完成朝代改易相比，唐王朝的朝廷深深地留下了隋末内战的烙印。贵族政变对朝廷的影响是十分内敛的，往往局限于皇室及其亲缘家族的变更。相形之下，隋末短暂的分裂和内战毁灭了部分旧贵族，同时为一些平民提供了发迹的机会。贞观年间的朝臣大都在隋末内战时就已经崭露头角。李渊进军关中时，李世民随同出征，途中收揽了许多隋朝的低级官员。李世民平定关东时，又招揽了许多瓦岗军旧部，其中的佼佼者后来成为唐朝的名臣骁将。相比于隋代而言，贞观年间，西魏以来的旧贵族势力在朝廷之中已经式微，但依然保持了恰当的优势。出身平民的新贵族则为君主提供了巩固君权的机会，以维持朝廷的平衡。君主可以在旧贵族和新贵族之间进行调整，保持着对帝国的有效治理。
房玄龄，齐州临淄人也［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初仕隋，为隰城尉［隰城：地名，在今山西西部］。坐事除名［坐事除名：因某事被除名］，徙上郡。太宗徇地渭北，玄龄杖策谒于军门，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署：任命。渭北道：行政区划。记室参军：官名，掌表章、文书。］。玄龄既遇知己，遂罄竭心力。是时，贼寇每平，众人竞求金宝，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与之潜相申结，各致死力。累授秦王府记室，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秦王府：太宗即位前封秦王。记室：官名。大行台考功郎中：官名，掌考察百官功过善恶］。玄龄在秦府十余年，恒典管记。隐太子、巢刺王以玄龄及杜如晦为太宗所亲礼［隐太子、巢刺王：指最早被立为太子的李建成及齐王李元吉］，甚恶之，谮之高祖，由是与如晦并遭驱斥。及隐太子将有变也，太宗召玄龄、如晦，令衣道士服，潜引入阁谋议。及事平，太宗入春宫，擢拜太子左庶子［春宫：太子宫，此处借指太子。太子左庶子：官名，掌侍从、赞相礼仪。］。贞观元年，迁中书令。三年，拜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封梁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既总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论者称为良相焉。十三年，加太子少师。玄龄自以一居端揆十有五年［端揆：指宰相之位］，频抗表辞位，优诏不许。十六年，进拜司空，仍总朝政，依旧监修国史。玄龄复以年老请致仕，太宗遣使谓曰：“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自知衰谢，当更奏闻。”玄龄遂止。太宗又尝追思王业之艰难，佐命之匡弼，乃作威凤赋以自喻，因赐玄龄，其见称类如此。
杜如晦，京兆万年人也［京兆万年：今陕西临潼］。武德初，为秦王府兵曹参军，俄迁陕州总管府长史［武德：唐高祖李渊年号。兵曹参军：官名，掌武官薄书、考核等。长史：总管的副职。］。时府中多英俊，被外迁者众，太宗患之。记室房玄龄曰：“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守藩端拱：藩指分封的土地，端拱指端坐拱手，意即坐守现有地盘。］，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自此弥加礼重，寄以心腹，遂奏为府属，常参谋帷幄。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累除天策府从事中郎，兼文学馆学士。隐太子之败，如晦与玄龄功第一，迁拜太子右庶子。俄迁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以本官检校侍中。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兼知吏部选事。仍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焉。
魏徵，巨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内黄：地名，今河南省北部］。武德末，为太子洗马［太子洗马：官名，唐时职责为掌管东宫图籍的缮写、刊辑］。见太宗与隐太子阴相倾夺，每劝建成早为之谋。太宗既诛隐太子，召徵责之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众皆为之危惧。徵慷慨自若，从容对曰：“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徵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每与之言，未尝不悦。徵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又劳之曰：“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何能若是？”三年，累迁秘书监，参预朝政，深谋远算，多所弘益。太宗尝谓曰：“卿罪重于中钩［中钩：春秋时齐国的公子小白与纠争夺王位，管仲曾射中小白的带钩，小白即位，就是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用管仲］，我任卿逾于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宁有似我于卿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宫［九成宫：皇宫名，皇帝避暑的地方］，宴近臣，长孙无忌曰［长孙无忌：唐初大臣，助太宗夺取帝位］：“王珪、魏徵，往事息隐，臣见之若仇，不谓今者又同此宴。”太宗曰：“魏徵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徵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徵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太宗大悦，各赐钱十五万。七年，代王珪为侍中，累封郑国公。寻以疾乞辞所职，请为散官。太宗曰：“朕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卿以枢要之职，见朕之非，未尝不谏。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工。虽有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耶？”徵乃止。后复固辞，听解侍中，授以特进，仍知门下省事。十二年，太宗以诞皇孙，诏宴公卿，帝极欢，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忠谠：忠臣正直］，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庶人承乾在春宫［承乾：太宗长子，先被立为太子，后被废为庶人］，不修德业。魏王泰宠爱日隆，内外庶寮，咸有疑议。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忠謇无如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绝天下之望。”十七年，遂授太子太师［太子太师：唐制，太子有太师、太傅、太保，对太子进行道德教化。］，知门下事如故。徵自陈有疾，太宗谓曰：“太子宗社之本，须有师傅，故选中正，以为辅弼。知公疹病，可卧护之。”徵乃就职。寻遇疾。徵宅内先无正堂，太宗时欲营小殿，乃辍其材为造，五日而就。遣中使赐以布被素褥，遂其所尚。后数日，薨。太宗亲临恸哭，赠司空，谥曰文贞。太宗亲为制碑文，复自书于石。特赐其家食实封九百户。太宗后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因泣下久之。乃诏曰：“昔惟魏徵，每显予过。自其逝也，虽过莫彰。朕岂独有非于往时，而皆是于兹日？故亦庶僚苟顺，难触龙鳞者欤！所以虚己外求，披迷内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谁之责也？自斯已后，各悉乃诚。若有是非，直言无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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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府十八学士
武德四年（621年），唐军已经击破关东诸豪强，天下平定已经指日可待。在征战中建立功勋的秦王李世民在王府边建立了文学馆，征聘博学多识之人入馆。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于志宁、苏世长、薛顺、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被聘为文学馆学士。文学馆学士多为秦王僚佐，兼具李世民近臣和参谋的身份。身为秦王亲信，文学馆学士积极策划、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协助李世民夺位自立。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被立为太子。文学馆解散，大部分学士以太子僚佐的身份为李世民效力。李世民登基称帝后，他们又转为朝廷官员。在贞观年间，旧日的学士多被重用，其中杜如晦、房玄龄、许敬宗等先后拜相。
文学馆学士大多来自世家大族，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年长后又因为具有出身门阀的优势，得到出仕的机会，自然谙于政事。但他们远非隋朝宫廷中第一等的贵族，因此幸运地避开了内战的灾难。随着唐军的胜利，他们相继投奔于李世民麾下，为其贡献自己的才智。部分人在此之前甚至有着更曲折的经历，但是最后也在李世民麾下找到了用武之地。在和平时期，受过良好教育的才智之士，也许只能指望在帝国庞大的政府中获得一个安定而默默无闻的地位。但是在旧帝国崩溃和新帝国兴起的过程中，这些才智之士得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不论贵族抑或平民，都可以在内战的舞台上追求自己的理想。或者获得胜利和荣誉，或者失去地位甚至生命，命运往往有着天壤之别。这种才智、理想和命运交织而成的浪漫传奇，深刻地影响了唐代的文学和政治。
第55章 辨兴亡（）
（唐）吴兢
导读
本文选自贞观政要卷八辨兴亡。
经过数十年的国内和平，隋末时的户数大约是九百万户。内战结束后的武德年间，户数下降到两百万户；贞观年间，户籍统计也未曾超过三百万户。这种统计数字并非说明内战中人口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因为北朝施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以户籍登记为征税依据。如果不依靠官府授田，地主、农民总是努力隐匿户籍来避税。内战后的初唐朝廷无力进行普遍的户籍调查，因此只能满足于这种不合格的户籍统计。
初唐朝廷满足于一种节制的财政开支政策，尽量减免宫廷用度和军事开支。得益于周边相对和平的边疆环境以及隋代留存的储蓄，初唐以较低的财政开支维持着庞大的帝国。在北方的突厥因为灾害、内乱而大大削弱时，太宗派遣军队发动袭击，重创这一北方的宿敌。在几次军事胜利后，太宗一边维持突厥的分裂以巩固帝国边境和平，一边又招揽、支持亲唐的突厥部落，拓展唐朝在北方的影响。“以夷制夷”的策略在太宗朝的效果十分明显，以至唐朝依靠极少的军队，就实现了对广袤草原的控制。但是一旦“以夷制夷”的策略不再有效，唐朝对胡人的统治就岌岌可危了。为维持原有的势力范围，唐朝开始设置常备的边防军，并将警戒线推进到帝国难以支持的遥远北方。为征集更多赋税供给边防军费，唐朝廷改革财政官署，厉行户籍登记。帝国动员意味着对农民的更多剥夺，以及引起农民反抗的危险，这种倾向在太宗晚年大举征伐高丽时就已经显现。
贞观初，太宗从容谓侍臣曰：“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其得天下不殊”至此：他们得天下是相似的，为什么守天下的时间相差如此悬殊呢？］？”尚书右仆射萧瑀进曰：“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微，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
贞观二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比至年底”至此：等到年底，核查存储的粮食，够供应天下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