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第6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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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说着，一边怒目看着孙廉。示意身边跟着的兵卒如狼似虎般上前，一把就把孙廉按在地上，开始扒他身上的官服。
孙廉哪里受过这种屈辱，在那里拼命挣扎，被几个兵卒没头没脑一阵拳脚。
郑守忠在一边看着两股战栗，噤若寒蝉，再也不敢说一句话。这些人当年可是在押送曹利用的时候，在路上把他活活逼死的。管军大将地位是高，但还没有摸到当年曹利用的脚趾头，得罪了他们，这一路上只要让你没吃没喝就足够要你的命了。
接任的高化和李昭亮也是心生寒意，升官的喜悦去了一大半。受到这种待遇，当然只能怪郑守忠和孙廉两人作死，正常管军大将去职，礼数周全，不可能这个样子。不过今天这两人犯事落到这个下场，谁又知道会不会有一天落到自己身上呢。
见蓝元震看向自己，郑守忠忙乖乖地除了自己身上的官服，免受孙廉一样的侮辱。
蓝元震冷哼一声，大步走向都堂，让守在那里的礼官通禀。
礼官对高化和李昭亮两人行礼：“太尉且稍待，枢相吩咐，阁长来了要立即进去相见。”
高化和李昭亮急忙回礼：“枢相既然吩咐，必然是有急事，节级只管忙便是。”
崇政殿议事一结束，李用和与高大全便就被召进了宫，赵祯亲自询问白天事情的经过。
听了高大全与许怀德争斗的经过，赵祯赞道：“勇力过人，分寸又拿捏得恰到好处，高大全，此事你做得极是妥当。此时军心动荡，宜静不宜动，事后朕自有封赏！”
高大全谢恩，道：“臣本来只是谏议相公家里的庄客，得相公教导，机缘巧合，立了些少功劳。陛下恩典，一力提拔，做到军中大将。有今日已是天幸，臣只恨没有机会报效朝廷，何敢再望封赏？”
赵祯点了点头，突然问道：“高大全，邕州那里徐平带出来的兵，真地都像你一般吗？”
高大全想了一会，才道：“这种大道理，臣说不上来。不过感觉起来，最近禁军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在邕州军里是绝不可能发生的。要说军法，邕州军比禁军宽松许多，但无论是将是兵，都时时记在心里，不敢这样视军法如儿戏。”
第274章 邕州军入京
延和殿里，赵祯随手翻着案上的书籍，并没有说话。徐平坐在一边，屏息凝神。
赵祯有时会在延和殿里读书学习，这种时候常宣侍从大臣入殿答疑解惑。徐平做侍从已经有些年岁了，却是第一次被这样宣进宫来。在赵祯的印象里，徐平的经义一般，诗书粗通，还做不了他的老师。就是学《富国安民策》，也是让李觏来。
非正式会见的礼仪宽松许多，两人之间生了炭火，烧得正旺，不像白天那样寒冷。
正在徐平有些走神的时候，赵祯突然问道：“最近你在编历朝军制，像这两天禁军里发生的事情，若是在前朝会如何？是由御史还是军中自行审问？”
徐平打起精神，答道：“历朝都有不同，臣以为两汉之时制度最全。汉军之中设有军法正，如本朝御史，军中犯法，都是由军法正及其僚佐审讯。”
赵祯点头，过了一会又问道：“若是主将也犯法呢？”
“正如御史不受制于宰相，军法正一样不受制于主将。虽主将犯法，一样可以搜集罪证，直接上奏朝廷。如何裁决，自有朝廷决断。”
赵祯轻轻叹了口气：“与前朝相比，禁军委实是简陋了些，没有僚佐。”
这是徐平早就看不顺眼的事情，听了赵祯的话，心中赞同，不过没有说出来。
赵祯又道：“今日崇政殿议事之后，我召了高大全来，问了他你在邕州带军的事情。你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
徐平道：“这种事情，臣怎么可以瞎猜？对同一件事情，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高大全讲，在邕州军里，是绝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邕州的军法虽然比禁军来得宽松，却轻意没有人敢以身试法。不像禁军这样上下视军法如儿戏。”
徐平不由笑了，对赵祯道：“高大全这话，也对也不对。邕州军法不是不严，只是不如禁军这样重而已。正是因为禁军军法不严，所以才用重典，而邕州军里凡有犯法的事，必定会依法处置，所以看起来刑罚轻了许多。违法必究，所以刑罚不必多重。”
赵祯又叹了口气：“禁军军法，不可谓不重，‘五杀’‘十杀’，还要如何？但此次上下相护，甚至于用军卒性命顶罪，视人命如儿戏，委实让朕心寒！”
因为军队结构简单，文化水平不高，制定军法的时候便就以简单为原则。但是为了从严治军，刑罚惟恐不重，动不动就要砍头。‘五杀’‘十杀’甚至到‘五十杀’，就是这种形势下出来的。这些法条简单明了，共同的特点都是以一个‘杀’字结尾。看起来军法极为严酷，实际上可执行性不高。要是真按照法条去做，不等打仗，自己就把手下的人都杀光了。所以这些军法，最后都免不了有选择性地执行，反而成了主将排斥异己的工具。
军队的纪律性培养，关键在一个军法执行的严字上，而不是在重上。犯了小罪动不动就要打要杀的，反而很难带出纪律严明的军队来。最终的结果，军队的战斗力严重地依赖于主将。主将是军队能不能打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军队的战斗力系于主将一身，这样的军队也是担当不了重任的。说到底，还是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太过简单粗暴。
赵祯又叹了一口气：“几十年来，本朝武功之盛，以你前几年破交趾为最。我也常想从你当时的军队里选些人才，到禁军里来。只是军中将领不住进言，说自汉唐以来，军中历来都用北人从军，南人身子孱弱，披不了甲，持不了矛，事情便就耽搁了下来。此次军中弊案，让人警醒，选邕州军进京，势在必行！”
徐平只是静静听着，并不答话。不要以为只有文官里面有党争，禁军里面的党争也从来不少。只是武将的党争影响局限于军队，干扰不了国家大政，不那么明显而已。
自太宗朝之后，中央禁军和地方禁军特别跟边地禁军的矛盾便就不少，从杨业和杨延昭父子，到后来的陕西东西军之争，一直到北宋灭亡这党争便就没有停过。三衙的高级将领经常到地方任高级兵职，但从边疆以军功起来的将领，想进三衙却千难万难。历史上狄青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便就是从他开始打破了有军功的边将难进三衙为管军的惯例。而他能够成功，是因为文人统兵增多，得到了文人边帅的支持。
哪怕跟李用和交情非浅，徐平在三衙禁军中也没有什么影响力，赵祯现在说的，不是他可以随便插话的。要知道很多三衙将领跟皇室的关系千丝万缕，从皇帝自己，到太后和皇后，都是能够经常说上话的。暗箭难防，这种言论威力不得不小心。
赵祯道：“桑怿原是开封府进士，虽然落第，终究读过诗书，不是寻常武夫可比。朕想从邕州军里选几千人，别为一军，隶殿前司之下，由桑怿回朝为主将。你觉得如何？”
徐平道：“桑怿忠诚可靠，勇力过人，特别是临敌不惧，头脑清醒，非常难得。他回朝入禁军历练自然是好事，不过选邕州军入京，臣不敢妄度圣意。禁军不用南人是惯例，如果选了这么几千人回来，只怕难免受排挤，而且水服水土。”
“没有什么不服水土的事！你当年军里最多的是福建人，那里一年出多少进士，也没听说哪个不服水土在北方做不了官！这次选邕州军入京，编伍不必学现在的禁军，还是按你当年在邕州时的办法来。到底是要看一看，他们跟现在的禁军有什么不一样！”
徐平这才明白赵祯的意思，看来这次禁军出的事情真刺激到他了，终于下定决心，吸收邕州军的经验。只调几个人回来已经没有多大的意思，真要看出差别来，只能整建制地调他们入京。本来以破交趾的军功，这种事情早就应该做了。
禁军里有契丹直，有归明渤海，有吐谷浑小底，有夏州厅子，都是打了胜仗后吸收的异族军队。破了交趾，为了彰响武功，按例应该有交趾人选进禁军的，更不要说立下军功的邕州军。只是由于被三衙将领阻挠，先说交趾小邦，南部蕃国跟北方强敌不能比，打破交趾算不上什么大功，又说南人的身体不行，只怕很难挑出几个符合兵样的来，让这些人入禁军会成为笑话。总之一句话，打败交趾没什么了不起的，南人更加当不了禁军。
有皇城司的密报，赵祯对禁军里情况比徐平知道得多得多，也更加急迫。他可以对禁军不能打仗不当一回事，但成了京城的一个大毒瘤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容忍的。
第275章 税役改革
见徐平对军队的事情出言谨慎，赵祯也不再多谈，对他道：“因为京师银行收贷，最近京城里事端多发。有人跟我讲，既然银行惹出如此多的事端，不如停了。你觉得如何？”
说到这些徐平就放松下来，笑着道：“陛下，这不是泼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吗？世上的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们要做的，只是把有利的一面发扬出来，防止弊端。银行设了半年时间，朝廷得到的益处还少吗？今年财政充裕，不管是内库外库，再也没有乏钱使用的难处。上下官员，虽然没有增加俸禄，但已经不需折支，谁不赞陛下圣明！年底臣还在算，下年准备减免一些税算，对百姓也有天大的好处啊！”
减税是最显眼的德政，赵祯听了不由眼前一亮：“两税可以减吗？”
徐平点头：“可以！臣现在初步的想法，是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把两税中的绢税全部免掉。下年先把全国的绢税减三分之一，三年全部减掉，五年看要不要和买。”
“今年京西路的棉布比去年又多了许多，朝廷收绢已经没有多大意思，若是三司算着对钱粮无碍，全部免了也没有什么。宫中用绢，和买就是，官员衣赐改为发钱。”
徐平道：“不，现在还不能全部减免。虽然钱粮不需要这些绢，但三司铺子却需要。再者几处市舶司，跟海外贸易也要用绢，还有跟北方市马，都是少不了的。现在三司铺子还是不完善，等到完善起来，便可以由铺子和买，那时候才不需要收了。”
两税在内藏库收入中占的比例已经变小，反倒是市舶司的收入变得重要起来，徐平提到市舶司要用绢，赵祯立即打消了立即减免的念头。徐平跟他说是银行赚钱，最近出了这么多事，赵祯的心里不由打鼓，对于其他增加内藏收入的渠道兴趣明显浓厚起来。
徐平又道：“两税还有几件事要做。一是匣清全国两税的税率，不要再像以前，州县之间轻重不均，民间怨言不小。总的原则，是就低不就高，那些特别高的地方，跟正常的地方拉平，彰显陛下圣德。有了营田务的钱粮收入，这一点做起来倒也不难。在税减少的地方，同时方田，只有方过的田才减免，不愿方田的，照旧交就是。”
赵祯道：“民间田地奇形怪状，方田这种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要选得力的人。”
徐平笑道：“三司官吏跟着司天监学了那么久的算学，方田倒还不难。怕的只是民间隐匿田产不少，这些田主会抵制。所以才有方过田的才减税，没方过的，便就照旧。同时民间买卖田产，要求必须立正式的契约，也一样要方田。”
方田也就是全国耕地的普查，最难的当然是隐匿田产的地主抵制。自宋朝立国之后便就没有做过全国方田，谁也不知道全国到底有多少耕地。查清之后必然要多收税，地主当然不愿意，会想各办法反对。另外还有技术原因，耕地的形状可不是方方正正，要算清楚面积必须要有几何知识，要是以前，找出足够的技术人员可不容易，现在倒是不难。
宋是灭掉了五代的许多小国统一天下，各国的税收制度被部分地保留了下来。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不同的州，甚至不同的县，税率是不一样的。统一前税收重的小国，统一之后那些州县的税收依然还是重，再加上统一战争中，对某些抵抗激烈的地区加了惩罚性的税，这个差距会非常大。极端的地方，相邻的两个县税率可以差近十倍。总地来说，是北方的税比较轻，南方的税比较重，最重的应当是南唐以前统治的范围。
立国六十多年了，这种混乱的局面应该改变，税率需要统一起来。南方北方税率有差别是有现实原因，本来是因为统一前北方是本土造成的，但统一之后军事压力主要由北方地区承担，禁军九成位于长
